【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艋舺”载起台湾电影复兴

http://www.CRNTT.com   2010-03-17 09:24:03

野性与个性 　　台湾的电影产业巅峰期1980年的产量是174部，到了1991年只出产了21部本土电影。一直到现在，这个数字都在20左右徘徊，而且其资金来源大部分是政府的“辅导金”。所以能够坚持在本土第一线的，都是久经考验甘于寂寞的“文艺青年”。但与产业化相悖的本土电影其实不见得高明。包括杨德昌、侯孝贤和蔡明亮在内，电影都被看成了意义阐释的匕首投枪。而见惯了立法院里唇枪舌剑甚至大打出手的台湾民众，对崇高和价值自有一番溶解在柴米油盐中的理解与感悟，自说自话云山雾罩的文艺片或欧洲得电影大奖基本上等于票房毒药。 　　但正是因为柴米油盐的消磨人心，人们才渴望精神生活的刺激。又正是有了民主的启蒙与实践，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开放性才有了诉求。野性而又个性的电影必然受到广泛欢迎。 　　《艋舺》的导演钮承泽本就是野大的孩子。我对他有了解，始于多年前的一期《康熙来了》。国光艺校的学生遍布台湾演艺圈，他们在“康熙”将自己荒唐又激情的青春岁月透了个底儿掉，于是有了“国光帮”一说。而作为国光帮猛将的钮承泽对青春的回忆与《艋舺》中蚊子的“误入歧途”如出一辙。虽然没有真正混过兄弟（台语“兄弟”有一层意思指古惑仔），但与帮派人士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他在主流社会摸爬滚打的同时保留了一分野性。 　　《艋舺》说的是黑社会的事儿，也满是打打杀杀，却算不得一部黑社会电影。电影叙事紧扣五个兄弟的感情，感情告一段落，叙述就戛然而止，作为背景的帮派故事根本是残缺不全。就连那份打拼的激情也是源于青春和情意，只不过黑道的秩序更容易让这种情绪发泄。 　　电影还隐藏了另一条线索，就是对五个兄弟行为动机的探讨，并上升到了价值层面，将他们加入黑道解释成一种对社会规范缺失的自发修补。电影的结尾赤裸裸地说：我跟兄弟们都认为踏入黑道以暴制暴才是王道，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钮承泽还将升华玄之又玄的人生的任务交给了自己：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要往哪个方向倒；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以为自己是风，可是最后遍体鳞伤，我才知道我们原来都只是草。这就让《艋舺》在血雨腥风里有了一套深层次的意义系统。 脱不掉的传统 　　以上两点让《艋舺》与王晶主导的“古惑仔”系列电影截然不同。后者是纯商业片，而《艋舺》却根植于台湾电影娱乐与文艺两个传统。 　　1979年，朱延平编剧的《错误的第一步》将暴力赤裸裸地呈现出来，“社会写实电影”由此起步。说是社会写实，其实是借“写实”的幌子，满足人们的窥探欲。像《上海社会档案》，制作者向当时的新闻局长宋楚瑜解释这是一部暴露大陆阴暗面的政治宣传片，正是在这样的宣传片中，大尺度的场面堂而皇之地登场。渐渐地“社会写实电影”成为一种成熟的商业片模式，到了其没落的1985年直接出现了《处女十诫》、《鹿港摸乳巷》这样的片名。而人们原始又野性的欲望在戒严期间正是通过这些影像得到了宣泄。 　　从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钮承泽应该清楚地明白电影“媚俗”的重要。他在《艋舺》里首先就牢牢地抓住了“热血”与“青春”。在这两个诱人的符号上，钮承泽又为电影包上一个黑社会的外壳，而且在电影的最后写上了林小明的名字。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