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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俄乌战争安全挑战与启示 | |
http://www.CRNTT.com 2022-05-17 00:10:00 |
美国在这场乌克兰危机中可能是最大受益者:北溪2号项目冻结,欧洲优质资本回流,欧盟及其他西方盟友被以“俄罗斯威胁”的名义加以更紧密的同盟体系整合,在联合国的法理斗争中将俄罗斯置于被动地位,同时启动了针对俄罗斯的最严厉的制裁计划,包括将俄罗斯踢出SWIFT系统。通过制造并爆破乌克兰危机,美国经济体系迎来“回血效应”,美国的民主世界领导权和霸权得到巩固。但乌克兰危机解决了吗?美国提供了建设性、制度化的解决方案了吗?美国希望乌克兰问题的本质关切得到真正的磋商和处理吗?也许,危机利益的持续获取才是美国真正的“帝国理由”所在。 美国毫无悬念地在联合国框架内寻求“制裁”决议,但北约的超限度军事援助以及“外籍援助军团”早已实质性启动,战争的风险性及规模在扩大。但联合国框架下的安全治理制度在此次乌克兰问题上再次暴露局限性:其一,安理会程序中,俄罗斯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实质性制裁决议有“一票否决权”,俄罗斯果断行使了这一否决权,安理会无法行动,北约联军无法冠名“联合国军”;其二,美国调整策略,推动安理会通过程序性决议召开紧急联大会议,寻求联大决议并获得成功,该决议尽管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但可以赋予美国主导的北约采取集体安全措施以道义合法性。1945年确立的联合国体制及其安全治理秩序,有着一个原则性的约定,即全球安全事务的治理权需以大国一致为基础,所谓大国即五大常任理事国。国际法的本质是调控战争与和平事务,限制战争,促进和平,因此联合国最重大的使命和权力也就在安全治理权。为什么要“大国一致”呢?因为西方的战争史给联合国的立法者们以深刻教训,即如果大国之间不能协调一致,任何协议与制度安排都无法阻止严重的军事冲突和战争,而大国协调一致,任何相关冲突和战争均可得到有力的制止和解决。从历史经验上看,大国是战争之源,也是和平之源。这是安理会“大国否决权”背后的历史理由。而一旦大国之间分裂,安理会的治理能力就见顶了。有人提议取消俄罗斯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和否决权,这是不懂国际法历史和联合国制度原则的轻率意见。无论俄罗斯在哪里,被怎么对待,它都是客观的列强队伍的一员,排除俄罗斯的联合国体系祇会快速萎缩为扩大版的“新北约体系”,更加无法进行有效的全球安全治理。“大国一致”是一种有局限但富含历史智慧的制度安排,国际社会远未达到类似国家的法权成熟状态,大国分裂本质上超出了联合国安全治理的规范边界。大国分裂表明了联合国体制仍然是一种关于全球和平的有限制度,无法应对和处理极端化的大国冲突。但这一体制对于中小型国家的地区性冲突及其战争仍具有正面的制度效力。至于改革联合国制度将其更紧密“国家化”的倡议,有些天真和理想化,与国际社会客观的“一体化”进程无法匹配。 我们需要正视乌克兰战争折射的全球安全治理困境以及联合国体制的局限性,并从源头上以及冲突本身的是非曲直来理解和推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美国寻求的“联大决议”不应当被视为对北约更深度军事介入和推高冲突强度的合法性授权,不能被美国滥用来扩大“新冷战”甚至代理性的地区热战。必须同时关注“主权”和“安全”的关联性,才能找准病灶,不失焦,不情绪化,不为冲突火上浇油。北约东扩是源头性因素,乌克兰轻率决策与民粹化是诱发性因素,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是爆发性因素,而联合国的任何决议及相关反应应当是立足“主权”与“安全”的双重关切的平衡性而启动。最终的实质性谈判及制度化解决方案仍然取决于“大国一致”,祇不过这种“一致协议”并不来自于联合国制度框架,而是来自于先于联合国存在的欧式列强协调的传统框架,后者作为欧洲国际法的规范性内涵与互动机制从未消逝。乌克兰战争仍在持续,美式制裁正在展开,北约武装和援助乌克兰的行动正在升级,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也在相应加码,网络信息战和认知控制战昏天暗地,但普通民众的“难民化”也在加速,战争持久化将使各方受害。乌克兰问题上,欧洲与美国的利益并不一致,尤其在能源和难民问题上,如果欧盟缺乏自身利益和政治的自觉,战争的沉重负担和后遗症对欧洲发展将造成严重损害并进一步加重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与能源的依赖性,从而在美国同盟体系内部巩固美国霸权。当然,或许这正是美国所愿,却不是欧盟领导人的本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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