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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二代们的政商观

http://www.CRNTT.com   2013-09-25 12:05:55  


 
接班的故事

  黄晴曾经以为,自己会与万青不同,会远离父辈的生意和复杂的官商关系。2007年,她高中毕业准备赴澳大利亚留学前与父亲有过一段促膝长谈,“要不我去读建筑,回来后帮您?”

  那是父亲第一次对黄晴袒露心声。他希望女儿当公务员,不愿她步己后尘,因为,“下工地太苦,和官员打交道太累。”

  小曼的父亲、一位成功的山西商人同样不赞成女儿接班。他的公司以他为核心,高度个人化,不是一个80后能够轻易介入的。

  这一点王大骐深有感触,“每个财富的第一代积累者,其企业无不深深地印着他或她的烙印。他的社会关系,他的江湖地位、他的逻辑思维、他的酒量、他的人格魅力、他的说话方式,他的一切一切,你必须突破,否则你只是一个守大门的。”但突破谈何容易。

  而当小曼这个“白富美”在家待业2年后,父亲极为发愁。后来,父女俩认真分析了几种可能性,出于北京人对政治和面子的热衷及重视,最终选择了从政之路。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小曼父亲觉得,“公务员不会太辛苦。”

  如果这一对父亲的考虑包含明显的性别因素,那么,陈斌父母的想法值得深思——他们也希望自己的独生子能够在北京或是上海找一份体面、安稳的工作。至于酒店以及其他可观的资产,他们退休时可以全部卖掉。

  而陈斌也是这样做的。2011年12月,在澳大利亚学习、生活7年,并尝试了几桩小本买卖后,他回到国内,先在上海呆了小半年,面试了几份工作,但都没有成功。

  回想起来,陈斌觉得自己选择了错误的“打开方式”:他竟然开着限量版的宝马跑车,叼着中华烟,摆出一副在澳洲谈项目的架势去应聘一份起薪五六千元的工作。于是,陈斌只得回到父亲身边。

  而黄晴回到上海后没有接受父亲的安排。她曾准备应聘四大会计事务所,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但这时,她收到了舅公的邀请。

  这是上海一家创立于90年代的综合性民企集团,如今拥有子公司十多家,产业涉及房地产、五星级酒店、商业街、博物馆、小额贷款公司等。

  由于黄晴父亲一支的家族中,青年一辈只有她与长她五岁、从小玩在一起的小叔(黄晴舅公的儿子),故而,黄晴被寄望进入企业帮忙,辅助小叔接班,两人共同打理公司业务。

  在这件事上,黄晴选择接受。但现实中,围绕接班的父子冲突并不少见,尤其在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碍于计划生育政策,企二代没有接班之外的选择。

  目前,仅工作两年的黄晴担任上海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业主方助理,这是普通人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的职位。该酒店聘请国外专业团队管理,而黄晴和她的领导两人是集团派驻酒店的监管方。

  同样,黄晴小叔进入集团的方式也是“空降”。他在澳洲留学十年,从高中一直读到MBA,回国后直接出任集团副总裁。

  这样的经历让黄晴感觉到了人员管理的难度,“因为我们都不是从基层做起,而且,过去的人生经历也无助于了解底层员工的想法。”

  与此同时,经营理念的代沟横亘于两代人之间。“比如,集团旗下的商业街搞节日活动,我们的想法是搞台湾夜市、小吃一条街,但父辈却希望策划一个游园会。”

  此外,黄晴认为,接班的第三重难题在于如何维护官商关系。“目前,父辈已经建立了很多稳固的关系,我们的任务只是维护、保护它,这并不困难。但问题在于,伴随我们的继承,政府官员也会出现更替,那么,如何建立新的人际圈子呢?当然,我们知道这层关系的建立非常重要,但我们都在国外接受过教育,对于过去乃至现在的一些做法,从内心来说,我们并不喜欢。”

  事实上,这也是陈斌的难题。去年6月始,他自己做起了生意,承接钢构项目,但依托的仍然是父亲的人脉、关系以及酒店的平台。在建立全新而有效的官商关系上,他还不能独当一面。

  “二代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尤其是留学回来的,更为自由、平等、单纯,他们往往做不来放低尊严的事情,对复杂的人情世故也更为厌倦。”王大骐正在写一本关于富二代的书,为此寻访了不少与他背景相似的孩子,而对于他们无法融入官商文化的现实,他如此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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