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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民族复兴与多重治理考验

http://www.CRNTT.com   2020-03-28 00:02:58

第五，共同体治理。疫情风险是对共同体秩序的重大考验，也是价值凝聚和秩序重塑的重要契机。共同体秩序区分为“家”、“国”、“天下”三个层次，抗疫的隔离规制有助于“家”的重温与治理，而在“国”与“天下”层次分别对应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层次，则需要更复杂的思考和应对。重大疫情的风险治理是对新时代、新治理与全新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价值与制度考验，中国面向世界的共同体建构与塑造之信用基础取决于风险治理的规范性、层次性与有效性，对中国而言也是一次彰显和改进国家治理体系及全球治理参与能力的历史机遇。共同体起于危机，塑造于集体行动，完成于制度理性的规则化建构。 　　结语：民族复兴，负重前行 　　对中国新时代而言，没有人想到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是这样开局的，而且连接着之前年份相当尺度的重大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惊心动魄，跌宕起伏，充分表现出世界大转型时段千转百回之历史风情。 　　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香港反修例、台湾大选及武汉新冠肺炎危机，是中国内外治理秩序遭遇的结构性挑战，这些挑战主要不是中国的主观失误所致，而是中国客观成长及治理要求不断提升的结果。2018年之前，中国并没有在知识和制度上准备好如何做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文明大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对西方的学习和模仿者，并一度引发西方对中国“和平演变”的积极期待。这是东西方关系的一种根本误解，也是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之价值滥用和视野局限性。中国与西方之关系从长时段、大历史来看，应当是平等、竞争与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中国文明内部是存在和平发展的天下主义共同体基因的，但西方的一元化世界观与“异教—冷战”思维妨碍了西方真正以平等伦理与中国相处。中美贸易战标志着西方最主要的政治代表对中国的战略怀疑和遏制，贸易战只是藉口和第一步，而冷战思维与各式遏制行动接踵而至。 　　由于美国对二战后世界秩序的主导性地位，中美关系之裂变必然引发中国国家治理的刺激反应，在“一国两制”领域便出现了伴随性的香港反修例运动和台湾大选，造成对“一国两制”主要示范区及未来突破区的观念认同危机，造成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战略性对冲。武汉肺炎危机缺乏西方“阴谋论”的充分证据，从目前来看主要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验，但西方势力显然对此有政治利用，而国内政治中的“反建制”力量以及民间性的异议力量受到激发亦出现了一系列的“反治理”行为。无论是西方的主动带节奏、脱钩还是对国内民众情绪的精准煽动，抑或国内“反建制”力量的有意政治引导和重新聚集对新时代改革的幽怨敌意，都需要国家治理实现真正的现代化，有效展开包括信息治理、央地治理、文化治理、法律治理和共同体治理在内的观念与制度的结构性变革。这一变革不是有些分析文章指明的、模仿西方的颠覆性政治变革，而是立足新时代基本体制与命题的治理现代化改革。 　　新时代的民族复兴之路必然是充满风险与挑战的，目前呈现出的治理危机是长久潜伏积累之内外张力和矛盾的汇聚爆发，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战略定力、制度自信和改革意志应对危机，从中学习、反思与进步，以负责任的负重前行，在多层次治理实践中回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观念和路径到底是什么的重大命题，共同塑造和见证中华文明的又一个“轴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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