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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民族复兴与多重治理考验

http://www.CRNTT.com   2020-03-28 00:02:58

从危机事件的时间轴线来看，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指出：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各医疗机构要及时追踪统计救治情况，并按要求及时上报。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确认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所有病例均已隔离治疗，多例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同日抵达武汉开展检测核实工作。武汉市卫健委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早期监测与通报工作未能确定新病毒的“人传人”特征与规律，中央与地方均未能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紧急疫情应对程序采取强有力规制措施，导致预警迟延，疫情有所扩散。直到2020年1月20日，疫情防控在政治最高层的权威决断与最高级别专家组的权威判断下出现结构性转机：其一，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其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宣布新型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及14名医护人员感染。国家卫健委于同日发布2020年第1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1月23日，武汉封城，全国各地跟进采取相应的超强隔离管制措施并开展社区动员与精细防治工作。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纳入“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在中央监督性介入、全国动员与全球合作的基础上，疫情防控进入了有序的制度化阶段，但防控形势仍然严峻，疫情“拐点”尚难准确预期，内外舆论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质疑不断转移“热点”，甚至存在对体制根本合法性的疑问，也存在带节奏和别有用心的谣言和政治企图。抗疫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疫情政治”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席卷政界、学界和内外舆论，也成为今年初中国公共领域最受关注及参与度最高的公共议题。如果说全球治理与“一国两制”领域的治理考验对中国而言还存在一定的战略余地和距离的话，武汉疫情防控下的治理大考则要求中国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治理答卷，在抗疫过程中展现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制度协调力和价值证明力。在事关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着直接而严峻的考验和重塑。 　　治理评估的层面是非常多的，我们这里选择若干关键领域和议题加以分析： 　　第一，信息治理。武汉地方当局之所以预警迟延，造成全国被动，既与《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集权化信息发布机制有关，也与地方政府回避预警信息与管治责任以及谣言治理中过度严厉执法和维稳式思维有关。典型的“李文亮事件”显示出公众对政府信息治理能力滞后的不满，“吹哨人”与“造谣者”的网络形象对峙凸显公众对一种开放透明型治理的规范性期待。最高人民法院唐兴华先生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文章中从法官立场对武汉的谣言治理提出了批评。然而，这不是武汉个例，而是中国整体治理改革转型的一个事件缩影。地方政府的治理仍然高度依赖于一种权力主导型的封闭维稳模式，而对十八大以来“治理现代化”所要求的公开透明型治理缺乏有效的价值认同与制度适应。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对“治理现代化”进行精细化的制度规划，推进的是同一方向上的治理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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