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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的历史之味

http://www.CRNTT.com   2014-05-02 12:20:28

肆 　　半个世纪以来，面对浩瀚的中国历史，史景迁不断产生新的疑问—— 　　明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明朝士绅阶级失落的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么珍贵，他们为什么宁愿家破人亡也不愿接受清朝的统治？前朝遗民的梦里还有什么？于是，就有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丹尼尔•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续集》里，为什么借鲁宾逊之口，对中国字、中国学术、建筑、食品、文化及中国人的仪态样貌，都提出严厉的批评？ 　　乾隆年间来华的英国特使马卡特尼在回国后，以西方近代的胜利者眼光撰写了极其蔑视中国的文章和书籍，认为中国一定要自我改善，否则会在历史中消失——这也是几十年后黑格尔的观点——是如何影响欧洲人将中国认识为“一头睡狮”，反过来又影响到中国近代知识人的？ 　　从早期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到清末的戈登、赫德、丁韪良、傅兰雅，到民国的鲍罗廷、白求恩、陈纳德、史迪威，这些人带着帮助这个国家的愿望来到中国，为什么遭遇一系列挫折？1960年苏联为什么撤回他们派往中国的专家？这种不同文化碰撞的困境后面，是否存在帮人者的强势和偏见——把一个社会改造成西方社会在镜前照见的自己？（史景迁提到英国第一位高阶海军军官Anson指挥船舰在广东靠岸，依照国际法要求中国提供需要的补给，被中国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回国后，他著书对中国极尽嘲讽，被当时的中产阶级广泛阅读。）于是，就有了《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史景迁掌握多种欧洲语言的优势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同样，《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也受益于这种语言才能。 　　如果不是荣升主教的法国神父在复杂的心绪之下保留了原始记录，如果不是巴黎当年的警局和疯人院都有档案留存，今天的人怎么会知道1722年有一个叫胡若望的广州门房曾被神父带到巴黎？（注：此前有一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樊守义比胡早10年到过欧洲，但没有留下足够多的痕迹）胡若望最初是冲着年俸20两银子去的，结果在疯人院里待了3年然后被送回广州，他的哪些举动让巴黎人认定他疯了？如果那个时候康熙被送到巴黎，会发生什么？于是，就有了《胡若望的疑问》。（注：这本1987年出版的书题献给“柯林以及伊恩”，他们是史景迁与前妻Helen Alexander的两个儿子。海伦是一位艺术家。） 　　落第的、皈依了基督教的广东人洪秀全最初接受多有误读的《劝世良言》，得到一本《圣经》后，为什么将它据为己有？他为什么会那样理解《圣经》？他为什么最后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修改，以便以“更纯正”的方式将上帝的旨意传达给信众？为什么他开始慢慢相信自己已经不受世道评判？为什么这场由农民起义构造而成的天国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原型？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数次重演这类由千年盛世和天启式信仰所导致的悲剧？于是，就有了《上帝的中国之子》。 　　改良和革命，这两个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在梁启超、鲁迅和丁玲，以及配角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那里是如何体现的？由精英阶层和受过良好古典教育的人发起的“五四运动”，是否缔造了一个传统，抑或仅是一次可列入经典的探索？于是，就有了《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注：费正清先生从中看出了史学由社会科学转向“文学和人文关怀”的重要突破。余英时先生认为，史景迁在此书中给予人物的篇幅大小或着力轻重“并不以他们的身份或地位之高下为标准，而是看相对于阐明当时的社会状态和一般人性而言，他们究竟可以发挥多少作用。”记者亦留意到史先生对近代中国女性的关注：他选取的丁玲有着波澜壮阔的一生，用王安忆的话说，拍成电影比萧红更深刻；在以照片为主的《中国世纪》里，给了两个页码、5张照片的篇幅来讲述林徽因。） 　　受出版社指定，史景迁还于1999年出版了一本150页的普及性传记《毛泽东》。本刊记者向史先生请教：他在写作中做了哪些尽量靠近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尝试，以及，从“上帝的中国儿子”洪秀全到“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是否也有一根隐而不彰的线索，来解释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变成现实。可惜，穿着深红色羊毛袜踩在地毯上（一边是匆匆整理行李的金安平教授）接受采访的史先生因为行程紧凑，未能谈开便往机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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