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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杨奎松等：国史研究何去何从

http://www.CRNTT.com   2014-03-31 11:04:39

中评社北京3月31日讯／北京青年报日前刊载学者杨奎松、韩钢、王海光三位教授漫谈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文章“国史研究何去何从”，内容如下：  　　摘要：中国当代史开始往真正的历史研究过渡，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 　　进入21世纪，当代史研究风气转变，展现新的视角，目光下沉，方法规范，从史料入手，重建事实。 　　如何整合史料资源，发掘出有用的历史信息，分析藏在史料背后的东西，注意一系列基本制度的个案呈现。 　　杨奎松：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受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研究方法又非常强调基层的、人物的和微观的研究，两相结合就带来了一个风气的大转变。 　　王海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把历史研究的门槛降低了。只要去做个案，运用这套新的方法，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所得出的结论，就会与过去的历史认识不一样。 当代史研究的转型时间 　　王海光：中国当代史开始往真正的历史研究过渡，我认为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你们是怎么看这个学术转型的？ 　　杨奎松：最早用国史名义出版的就是河南出版社出的那套，但实际上还是没脱离原有的那套思路，写法基本还是比较传统。 　　韩钢：那套书的意义主要是在还原重大政治事件时，做了原来主流研究不能做的，或不敢做的一些事，澄清了不少重要史实，也披露了一般人看不到的材料。 　　王海光：我的看法是90年代中期以后，史学的路子开始有点不太一样了。一是关于当代历史的研究开始具有民间立场了。所谓民间立场，也就是学者独立的学术立场。 　　再一个就是史观这时候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革命史观开始往现代化史观的过渡。治史方面开始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着重在史实的梳理，做复原历史的工作。 　　杨奎松：我们是1998年开始商量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那时候在国内第一个要找人，第二个是找相关的研究成果，看看有没有人不是从纯粹政治史的角度来研究共和国史。最终找半天实际上没找到，包括研究成果极少。 　　王海光：从一种有意识的转型到出成果总是要有一段时间。要说从2000年以后，这是因为这时候已经形成成果了。奎松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早。 　　杨奎松：2000年之前做过，但基本是政治和外交。 　　韩钢：你有一篇东西是标志性的，写1950年代上海的镇反运动，我曾在一篇文章提到过，好像是发在2004年的《学术月刊》？ 　　杨奎松：不是，发在当年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 　　韩钢：这是你的研究领域开始往当代史扩展的一篇标志性的论文，文章根据地方档案，把高层和地方的政策互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勾连起来，是讨论当代史问题的第一篇论文。 　　1990年代以来，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一批非史学、非党史的研究者，开始研究国史、当代史。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比方说李辉，他的著作其实也是当代史，他研究的是当代史个案，比如胡风事件。 　　社会学学者对当代史的研究更早一些。孙立平、郭于华领衔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史料收集与研究计划”好像就是1990年代初立项的。 　　杨奎松：当代史研究的全面推进肯定是2000年以后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学界开始比较多的有人投入到这方面来了。原来历史学界不碰这块，历史系的人按照传统的观点，一百年之内的东西都是不做的，甭说当代史了。2000年以后，我觉得最大的变化，也是对当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最大的，就是地方档案馆陆续开放了1949年以后的档案阅览。像我就是2003年以后开始跑地方档案馆的。记得当时以上海档案馆为首，案卷已经开放到50年代中后期了，后来陆陆续续一直延伸。 　　2001年我到的北大，那个时候北大的硕士生、博士生不光不做，而且也没老师能够带。另一方面近代史、民国史的题目又做滥了，学生们往往找不到合适的题目做，这时候地方档案馆1949年以后档案陆续开放，这对学生们显然是一个福音。 　　所以这之后北大历史系才开始逐渐有学生往这方面找题目，比较而言，外地学校历史系同学可能走得还早些，2000年、2001年就有学生在选做这方面的题目了。当然，更多的硕士生、博士生都开始选当代史的题目做，是2004、2005年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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