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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杨奎松等：国史研究何去何从

http://www.CRNTT.com   2014-03-31 11:04:39

研究的下沉和社会史的活跃 　　韩钢：这次转型跟老师的导向有关系。 　　杨奎松：当代史的档案各地都能看到，因此一般老师都会比较愿意鼓励同学回家，利用自己的种种方便条件，在自己家乡附近去查阅地方档案，找自己比较容易把握的研究题目。就近研究自己熟悉的人和事的历史，又是相对基层和微观的历史，很多题目都可以做，可以研究。 　　韩钢：当代史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不是材料太少，而是材料太多。 　　杨奎松：历史系的老师、同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当代史研究中来，给整个当代史研究冲击非常大。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大家就觉得原有研究的东西真的不够了。特别是西方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引进来，学术的标准引进来了，过去按传统党史的那种写法也有问题了。 　　过去写政治史，哪怕写外交史经常可以引而不注，就是注也可以注得很简单，基本上没有严格的规范。编辑提出要注释，作者可以找很多理由不注。一句话就免了，因为资料保密，没公布啊。但是这种作法在历史学界不行，你要把东西发表出来，就非把你的资料出处注明白不可，而且具体要注出哪些资料信息，是有一套严格的规定的。就当代政治史研究而言，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不能像以前那样找理由了。但现实的情况是，凡写上层政治活动，总是有一些关键资料没有公开。有些研究者因为工作单位的关系，或个人的关系能够看到那些没有公开的资料，可以写，可以研究，但到了学术研究的层面，要想发表水准较高的研究杂志上去，史料、引文不注释出处，或注释不全，就不行。这种情况的影响很大，它导致当代史的整个研究不得不往下走。因为越是上层的资料越难利用，但越往下层，档案资料的开放度越大。 　　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学研究受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研究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研究方法又非常强调基层的、人物的和微观的研究，两相结合就带来了一个风气的大转变。像今天的当代史研究，应该说做得最突出的，就是社会史这块，研究成果最多，方方面面，从城市到乡村，什么问题的研究都有。同时就是文化、思想、人物这块也比较火，特别是文化史研究。过去比较多的、单纯依据文本的思想史研究，反而也比较少了。 　　韩钢：这些年来，人物的研究，特别是知识分子人物研究比较出色。 　　杨奎松：李辉应该算是比较早的研究者。 　　韩钢：对，比较早，他从潘家园这类旧货市场找到了大量专案材料，还做了不少访谈。他编辑的《一叶知秋》，资料来源就是从旧货市场购买的杜高专案材料。 　　杨奎松：原来潘家园的这类旧资料很便宜，后来被一些做买卖的人发现其中有些有文物价值，结果弄得越来越贵。还有不少人的目的是为了收藏私人书信、墨迹，90年代的时候真东西也多，有眼光的研究者，像李辉等，当年就弄了些好东西。包括一些外国研究学者，他们做得都比我们早。 　　韩钢：对党史、当代史研究冲击最大的还是2000年以后。主要是高校历史系的一些教师开始做当代史问题的研究，他们采用了比较严格的历史学方法，其中一个比较关注的研究方向是当代社会史，利用大量地方档案，同时利用民间的东西。 　　历史系教师研究当代史与党史研究有不同之处，一是目光下沉，主要是对社会层面的问题做研究、做梳理，而不仅仅是聚焦高层和精英；还有一点是研究方法很规范，不是从既定和先验的结论和概念出发，而是先从史料入手，重建事实，然后得出一些自己的分析。这从方法论上冲击了那种传统党史研究的套路。 　　杨奎松：十几年以前，多数开始涉足当代史研究的人，思想还很难发生这种转变。因为着眼于精英层面的政治史研究方法太流行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97年胡绳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讲过一段话。他讲：你们写的其实多半都是会议史，党史的写法基本上是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他说，应该多写人民群众，你写政治、写政策，最后没有写到具体的人，没有落到人民群众的感受和社会具体的变化身上，政治不成了悬在空中的东西吗？ 　　西方社会史研究是有传统的，民国期间对华人学者的影响就很大。像周锡瑞、毕克伟等美国的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方法就是这种特点，他们也研究中共党史，也研究中国当代史，但他们的研究眼光总是比较偏向社会底层，偏向社会文化。这也影响到中国学界的很多人也越来越关注社会层面，现在的趋向是，越年轻的历史学者，他们的研究离政治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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