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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有多少穷人

http://www.CRNTT.com   2011-08-23 11:05:52

农民工对城市稳定的影响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北京的外来人口有700多万，占市民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人收入低，流动性强，如果不能转成市民，他们将给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带来很大麻烦。”宋迎昌认为。 　　相对来说，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较小。但是他们都集中在大城市，存量大，且不断增长。 　　中国社科院报告分析指出，如果当贫困群体在资源分配过程中长期处于无权无利、被忽视、歧视甚至遗忘时，他们改变现状的办法就可能是采取非正常行为来与其他群体抗争，若贫富矛盾激化必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安全。 　　“城市贫困问题并不可怕，这是一个国家高速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宋迎昌说。 政府的“保底”角色 　　城市穷人的生活和命运能否得到改善？ 　　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政府扮演了“保底”角色。其代表就是发轫于1993年并于1997年开始实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不过和所有社会保障制度一样，它从面世的第一天起就受到各种质疑。不同的人对于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视角。官员与学者之间、学者与学者之间，经常出现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断。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系主任韩克庆曾为民政部做过一个全国低保制度的评估，“结果显示，这个制度还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是一个有效的制度，但是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他对本刊记者说。 　　在韩克庆看来，像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政府对于这一问题也非常为难：“贫困救助其实是无底洞，给政府造成很大的负担。”他说，“随着城市发展，这个缺口会越来越大，需要越来越多公共资源的投入。对这部分人，不帮助确实很困难，要帮助，政府会面临很大压力，决策起来很困难。” 　　而扶助人群的扩大在所难免。关信平的观点代表了许多人的意见：“我们要从低保向基本生活保障的标准迈进，也就是从救助绝对贫困人口向救助相对贫困人口迈进。提高低保的标准，我认为合理的标准是贫困救助达到总人口的5%以上，可以到7%或者8%，不要超过10%。” 　　这就不得不牵扯到资金的问题。 　　在城市低保方面，关信平说，资金筹集已经是一个很大挑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现在施行的是财政分担体制，上世纪90年代基本都是地方政府出钱，地方其实不甘愿为此买单。2002年后基本上这部分钱由中央出大半。但是这个政策没有在制度上进行明确调整，所以中央跟地方每年都是一事一议，今年多点，明年少点。” 　　其实，最近几年不断提高的低保标准也蕴含着一定风险。 　　根据相关规定，制定低保标准的权限在县、市政府手中。它虽然能够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之在制定低保标准时充分考虑当地的财力状况，但也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全国2800多个县，就有2800多个标准，即便是经济条件相同的区域，低保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的官员曾分析说，这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随意调整。有些地方确定低保标准主要盯邻县，只要邻县低保标准调整了，即使当地经济状况不许可也要调整；另一种情况是该调不调。就是说物价上涨，低保标准已经不能维持居民基本生活时，仍然从财力角度出发，不予调整低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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