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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大学应是‘学者的共和国’”

http://www.CRNTT.com   2010-03-18 10:04:43

恢复高考后，知识荒漠后的知识饥渴，使教师群体研究探索和传播知识的功能重新获得尊重。学校仍在政府管理体系之内，但在那个渴求知识的年代，对大学的政治工具和意识形态阵地的定位淡化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比较收敛，不像1990年代以后频繁干预和插手大学事务。大学内部，教师的主体地位无可置疑，当时氛围下，不可能出现行政后勤僭越本分，弃辅助性、服务性而跃升学校主宰力量的反常现象。大学师生充分利用了当时相对自由的学术空间，为回归学术为中心的传统，重塑独立、自主、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大学精神作了很大努力。其间虽有过几次对学术探索的政治运动式打压，那段时间仍然说得上是195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发展最健康也最有希望的时期。然而，好不容易回归正常的发展过程被打断了。 　　二 　　后来发生的大学品质急速蜕变，商业化浪潮对大学肌体的侵蚀固然不可忽视，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商业化侵蚀这一世界各国大学都要面对的挑战，而是1990年代以来对大学严格的政治控制以及整个国家行政权恶性膨胀在大学的投射。在加强控制大学、整个社会行政权独大的双重背景下，原来就存在的跟大学良性发展相悖的那些问题——向大学任命、空降校长，教育部垂直管理大学等——诸种问题交叉影响，发酵、膨胀，背离学府本质的行政化悄然而至，作为一个难堪的事实摆在全社会面前。 　　以政治控制为至上目标的大学管理体制导致诸多关系的颠倒。应发挥服务、协调功能的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支配所有学校，大学被当成教育部下属。教育部大小指令不断，连春节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拜年拜什么也在指令范围的教育部，其控制欲令全社会印象深刻。在这种不聪明的显性控制之外，资源分配上做文章是隐蔽却更强有力的控制手段。它诱使大学不择手段挤“工程”、施展学术外功夫争夺硕、博授予权。几年前北方某大学为争取来年拿下几个研究生点，暑假期间校院两级官员分别几路，全国各地一一“拜访”、“意思意思”来年要投票的那部分专家，而投票专家名单，是事前通过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式到手的。跑西南那支人马到成都后，我跟他们有过两天近距离接触。接触中，都是很好的人，想设点的学科，实力也不差。但体制“逼良为娼”已成潜规则情况下，他们不“跑点”，别的学校要跑。而失去机会，意味着经费短缺，学校发展受挫。 　　学校内部关系上，行政部门自我授权、恶性扩张，由此导致的大学内部关系颠倒，是灾难性变异。这种变异下，本该服务和辅助教学的校内行政部门僭越职权支配教学、统治教师。而且，机构重叠、队伍庞大的校内行政政出多门、不断制造无谓“工作”。行政瞎指挥给教学秩序带来的干扰，各大学都无法摆脱。承受损失的，是师生，特别是付高昂学费来求学的学生。学生要承受的损失不仅来自这种瞎指挥对教学的干扰，1990年代以来无视教育应有的中立性，大学课程设置上，毫无学术含量的宣传性内容占据大量课时，无论对学生求知还是形成质疑、提问、探究能力都有害无益。但定位越来越趋于政府官员的大学首脑，对这种反教育的课程设置，既缺少勇气也缺少动力去抵制，平心而论，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想抵制也抵制不了，能不唯上级马首是瞻，对来自党政部门的“指示”闻风而动，而是消极应付，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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