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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重返法治国家建设

http://www.CRNTT.com   2014-08-19 09:11:51

不过，建设法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执政党再次把此提升到最高的议程，仅仅是实现法治社会的一个政治前提。在这个过程中，仍然会面临无穷的认知和政治上的困难。在中国，认知的困难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来自传统文化。传统中国并没有发展出法治精神，所强调的是“依法治国”，即统治者使用法律来统治国家，是传统法家的思想。这个理念到今天仍然根深蒂固，非常流行。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对这一传统思维定式的担忧。实际上，不能把“党纪国法”理解成为党的干部只接受党纪的处置，而不受国法的惩罚。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如此。今天提倡法治，也要以法治党，也就是要把法治引入对执政党本身的治理。党的干部官员一旦犯罪，不仅要接受党纪的惩罚，也要接受国法的惩罚。 　　第二种妨碍中国法治建设的认知是“法是社会的工具”。这种观点是传统文化中“法是统治者的工具”的对立面。中国传统有“法不责众”的说法——只要涉及的人多了，就无须考虑到法律。这种观念在没有法治传统的亚洲尤其流行。例如，台湾学生可以无视法律来占领立法院，而一些政党则在背后支持。即使具有英国殖民地法治传统的香港，这种观念也在流行开来，一些学者和政治力量在大力提倡“占领中环”运动，希望通过非法治的方式来实现政治目标。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在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运动中，法治往往是最廉洁的牺牲品。即使是律师群体，今天也经常偏离法治而诉诸于民众。 　　实际上，从法治原来的意义上说，法律既不是统治者的工具，也不是社会的工具。法律是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法官就是裁判，是相对中立的裁判。作为第三者，司法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包括政府）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互动的平台，简单地把法律视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社会的工具，都会导致法律的滥用。 　　当然，人们也不能简单地假设司法就是中立。司法，无论作为一种机构还是在这个机构工作的成员，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既可以受到政府的影响，也可以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西方一般被视为是法治国家，但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司法（尤其是司法的主体法官）往往不可避免地要受政治力量的影响。所谓的中立只是在相对意义上的，就是要求司法界从业人员严格遵守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专业精神高于一切。 　　第三种认知发生在中国如何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这一层面。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体系深受西方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受美国的影响更为深刻。西方在建设法治国家方面领先于中国，中国须要好好学习。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要照搬照抄西方，中国也必须避免西方法治体系的一些劣势。例如，美国的“以法治国”（rule of law）经常演变成为“律师治国”（rule of lawyers）。如同其他领域，司法界本身也并非能够超越自己的利益。法律是社会正义和公正的保障，但不能简单地假定律师就是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化身。相反，司法体制本身很容易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律师也是基于自私利益之上的。 　　在美国，律师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追求自身的利益，这导致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例如，美国人喜欢打官司，也被鼓励打官司，而不喜欢庭外和解。这种心态的形成和美国拥有庞大的律师群体有关。照理说是需求创造供应，但在美国的司法界可能相反。大量的司法需求是美国律师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创造出来的。什么事情都要诉诸于司法，反而促成美国的司法体系不堪重负，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社会经济成本无限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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