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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眼泪

http://www.CRNTT.com   2014-08-03 10:00:37

这是我读过的所有和文革相关的故事中最动人的片段。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动人的传奇。在上海中国公学，年轻的教员沈从文爱上了学生张兆和、堪与宋氏三姐妹相媲美的合肥四姐妹中的老三。张兆和跑到校长胡适那里去告状，胡适却语重心长地说，这人很好啊，未来会是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当然，这只是漫长故事的开始。对沈从文来说，张兆和就是女神，不折不扣的守护者。他需要一个高于自己的对象，用来爱，用来倾诉。每当两人分开，沈从文独自旅行，他总能写出最动人的情书。早期，他在信中使用各种称呼，三三，三姐……而后来，他则一直称她为“小妈妈”。沈从文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给妻子张兆和的，“三姐，我对不起你”，在小十多岁的张兆和面前，他一直是一位孩子。 　　沈从文吸溜吸溜哭起来，那时他肯定想起了在苏州，张兆和终于开始接受他的那些时光。没有张兆和，早期的沈从文不会写出那么多好的小说，没有张兆和，晚期的沈从文肯定活不下去。但是站在今天，我并不需要讲述这段爱情在文革中的感人片段，我想说的是相反的东西：在爱情和亲情中，其实藏有非常可怕的东西。在文革那样的时代，它甚至可以成为压迫的一部分。 　　如果对比1949年后的中国和苏联时期的俄国知识分子，我们会发现，同样是面对思想改造、流放（事实上苏联作家面临的环境也许更可怕，因为有更多的直接枪毙），中国作家或知识分子的表现，远远没有苏联同行刚烈和具有反抗性。（有关苏联作家的反抗，去年出版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文版可见一斑）中国作家也有很多自杀的，也有很多成为暴政的帮凶的，但是却缺少坚韧的反抗者。除了两国文化传统不同之外，家庭观念的差异是否也是一个因素？ 　　1956年8月，沈从文到青岛疗养，到了这个在30年代初自己曾待过的地方，他忽然就来了灵感，刚去没几天就完成了一个短篇，却被张兆和泼了冷水。“这文章我的意思暂时不拿出去。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玩扑克为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即或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运动中，发表这个作品，我觉得也是要考虑考虑。”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反右”，已经如火如荼，张兆和的谨慎并非没有道理。1961年，沈从文又到青岛休养，张兆和抽空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这一次是鼓励，“当初为寻求个人出路，你大量流着鼻血还在日夜写作，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鼓励，安排创作条件，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这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对时代的认识，张兆和似乎比沈从文要正确得多，她鼓励他创作，并不是要按照他本人的心愿，而是要按照时代和党的要求进行创作。1961年，这样做似乎是安全的，但时间并不长，沈从文还没反应过来，更严酷的现实就来了，尤其是文革开始后，任何形式的写作，似乎都是危险的。1970年，沈从文在湖北干校写起古体诗来。张兆和、儿子沈龙朱等亲友都担心沈从文写诗可能带来意外的灾难，沈从文考虑过后决定接受他们的劝告。 　　亲友的关心当然都是发自内心，在那个时代，没有这些关心人是否能活下去都会成问题。尤其是考虑到文革中，夫妻之间互相揭发、划清界限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告诫和提醒，不仅正当而且感人。但是我们仍不禁感叹，体制的威力要真正施加到个人身上，家庭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较强，对作家来说，考虑作为整体的家庭的利益，似乎是应该的，而在那个时代，要趋利避害，按照上面的要求做事似乎是不二之选。作为个体的作家，面对抽象意义的权力或者现实的危险，也许并不会缺乏反抗的勇气，但是要考虑到家庭的利益，做出让步就是很自然的。1974年，沈从文下定决心，要把关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书写出来，张兆和担心沈从文没有止境的热心揽事，反倒可能会招惹是非和祸害。这一次，两个人闹起了矛盾，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一封万言长信，开头就说：“你的话，不是不对，是‘语重心长’，值得铭刻于心上。可是主要还是近于怕事、自保，求在社会大变动中，不受意外冲击。”幸运的是，这一次沈从文没有听张兆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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