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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眼泪

http://www.CRNTT.com   2014-08-03 10:00:37

沈从文与张兆和新婚时期   　　很长时间以来，中文系的文学教育都把现代文学切割为1949年前和1949年后，尽管是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前者仍光辉灿烂，各种革命和探索，而对后者则讳莫如深，在垃圾中找金子，对现代作家的“后半生”几乎不着一言。整整一代人的后半生，在文学史中成为空白。尽管对整个时代定性是非常容易也是非常清楚的，但后人不能简单把罪责归于时代。1949—1976年，具体到某一位知识分子，其表现如何，出卖过谁，又被谁伤害过？这方面的研究似乎仍处于起步阶段。如果《沈从文的后半生》所征引的材料不仅是准确的，而且是完备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作为沈从文的文革答卷。 　　尽管张新颖没有在书中对这份答卷做出评判，作为读者，我们却可以大胆为沈先生评一下分数。他当然妥协过，写过自我反省、批判的学习材料，但是我认为，沈从文坚守了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底线：他没有揭发过什么人，也没有对谁下过黑手。他比普通人要勇敢一些，在巴金处于很不妙的地步时，巴金的妻子萧姗也重病住院，沈从文冒着风险写信去慰问，让巴金感动而且惭愧。也许正是因为他自杀过一次，和陈梦家、傅雷、老舍这样的自杀者相比，他更能接受时代环境下作家的命运，能够活下去。作为一个作家，他早早放弃了写小说的打算，后来他写过一篇《老同志》，想在满足时代需要和保持自我风格之间做一点平衡，但是失败了。从此，他没有在文学上做过迎合时代的努力，所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没有什么太荒唐丢人的作品，作为小说家，他保持了自己的完整性——在1949年就死了。1949年后的沈从文，是作为文物（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者而存在的，作为一个学者，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伟大的：尽管环境艰难而屈辱，却仍百折不挠搞研究，他没有放弃过，也没有用当时的意识形态来指导过自己。 （二） 　　沈从文的第二次泪水给了爱情。由于（沈从文妻姐）张允和等人后来在书中的提及，他的这次哭泣尽管更私密，却更为人所知。 　　1969年11月，沈从文即将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家里一下子乱到不能再乱，张允和来看他，不明白为什么乱到无处下脚，他说：“我就要下放啦！现在理东西。”张允和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了他，“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沈二哥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我说：‘我能看看吗？’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进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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