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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3-12-10 09:43:15  


 
  此外,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还有一个机遇问题。社会建设需要大量的经济和财政支持。从各国经验看,早期必须是经济发展优先。没有经济发展,积累一定的财富,社会改革不可能。也就是说,先要做蛋糕,做大蛋糕,然后才能分蛋糕。各国的社会改革都发生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一旦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社会改革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在正是社会改革的机遇期。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20来年的高增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即使近年来经济增速减小,但维持比较长期的中速增长是有可能的。这是社会改革的最佳时期。等到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即使政府想搞社会改革,也会无能为力。实际上,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取决于社会建设本身。

  再者,如果说“市场化”改革是这次全会的主题词,人们也必须区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社会领域的市场化。市场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只能局限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比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关系到全体国民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不能过于市场化。而且,以往正是这些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才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失衡。不能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混同起来,简单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这些社会领域依旧需要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可以也必须引入市场机制来提高服务供应的效率,但这里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全然不同。要把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各自与市场的关系理顺。

  全会所展示的改革路线图还是以经济改革优先,社会改革尚未提到头等议程上来。尽管没有经济改革的顺利开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改革自然难进行下去,但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表明,必须把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一句话,中国要选择19世纪的欧洲模式,还是要选择二战以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模式。

  从长远看,社会组织建设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力量必然壮大。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在满足了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之后,必然产生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尽管中国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发展和强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极其重要,但也必须尽快把培植社会力量、建设社会伙伴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社会不仅可以自我管理,而且也可以帮助政府提供社会服务。但如果不强调社会组织建设,甚至压制社会力量的崛起,反而会演变成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敌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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