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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格尔：大学要发出声音 不要成为国家的仆人

http://www.CRNTT.com   2013-09-17 15:49:57

在理性化、缺少人情味的时代，昂格尔以想象与激情去批判因成熟而随之堕落的西方体制，并试图超越它。他说，实用主义已不再关心如何建立重大的政治理论，沦为退守、市侩和琐碎，必须注入希望和想象，才能得到挽救。他说，不存在某种单一的或必然的社会、经济或军事发展路径，西欧积累起相对优势，源自某些社会部门无计划的、偶然的组织方式和行为。他说，我们可以缩短维持环境的活动与超越环境的活动之间的距离，使制度文化不再变得那么自然正当。他说，政治哲学需要恰当对待人的主动性、偶然性、为未来活着的特性，利用实验主义的方式来改变处境。他说，我们不能被常规化所吞噬，否则就会变得对时间消逝感麻木。“我们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应该利用对表面世界的即刻体验，来换取某种更深远普遍的洞见。”他说，人类虽然身处某个特殊世界，却保留着反抗和超越的力量；在对抗时间和死亡的过程中，我们做出生命规划，形成各种情感纽带。他说，建设政治和建设人性是不可分割的双重目标，“给一群人带来秩序，要比给他们带来生命更加容易，政治的最大雄心不是帮助他们走向秩序，而是帮助他们赢得生命”。他说，我们唯有在抗拒所有既定结构约束的过程中，才能成其为人，这就是自我的觉醒。他说，我们的社会结构最终越来越类似于想象的活动，想象的未来，如同民主的未来一样，为我们创造某种更好的机会，使我们能重新找回自我生存的现实。他提出新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论纲，那就是：“我们无法成为神，但我们可以变得更具神性。” 　　在美国与巴西之间穿梭，兼具思想家与政治家双重身份，这让他的实践行动与思想生活产生诸多矛盾，处于无处不在的悖论中：他抨击哈佛大学和美国社会政治的体制化，却又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他批判黑格尔主义式的“存在即合理”，拒绝与为现存秩序与制度合法性作注的人站在一起，但他又是拿着高额薪水、生活优越的全球主义精英；他能够无所顾忌地批判，因为他无被解雇之忧，而很多人没有他这样幸运；他的巴西国籍，成为他的庇护所，使他可以遁出美国政治，其哲学与理论在美国成为纯粹的学术思想；而他在巴西的政治实践，主要在国家工程的提案层面，未进入官僚体系的运转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他的儿女都加入了美国国籍，分别在读哈佛金融与耶鲁法律，准备好成为制度内的精英。我问昂格尔，他给卢拉最有价值的建议是什么？他回答说：“我只有建议的实权。我一直在与政府作斗争。我本需要调动国家的民众激情来实现我的方案，但我的职务是战略部部长，我又不能这样做”；“还是在政府之外，更能表达自己”。也许正如他所告诉我的：“黑格尔很早之前就观察到，布尔乔亚式生活最后的唯一悲剧，是不可能把践行的生活与思想的生活统一在一起。”这种精神分裂症似的脱节，是现代社会难以弥合的裂痕，也正是他试图超越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讲到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家所面临的“精神殖民”，你说你最关切的是对西方思想的“替代性解释”。你认为，对西方思想的重新解释可以寻找到一条不同的道路，并应与中国、巴西等国家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样就会鼓励对西方的反叛。但既然如此，难道不还是以西方思想作为参照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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