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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我相信中国文化不会死

http://www.CRNTT.com   2013-09-04 14:36:15

CE：你算第三代。 　　杜维明：牟先生、唐先生、徐先生他们是熊先生、梁先生的学生辈，我是牟先生他们的学生辈，从这方面讲起来我算第三代人了。 　　CE：整体上你怎么评价第二代新儒家？ 　　杜维明：我能够做学术研究，一方面因为中国存在孔孟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是因为第二代新儒家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老师，他们每一个人的片言只字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我在学问上最接近牟先生，但是在与人交通方面，最亲近徐复观先生。牟先生的特长、本领跟熊十力先生一样，是要做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而不是做一个专家学者而已，他必须要对老师所提出的问题质疑、反思。牟先生和熊先生之间是这个关系，我和牟先生也是这个关系。 　　我自己和牟先生研究的路数很不同。牟先生从西洋哲学转过来，他完全认同康德，在康德思想上建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康德的三大批判，他全部翻译成了中文。我完全不是这条路，我走的属于体验的路，比较接近唐君毅先生。虽然如此，牟先生对哲学思想的洞见和他思考康德问题的力度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如今我们可以说，20世纪中国的哲学家，大概牟先生的地位是最高的，他最全面、最深入、最成体系，不论是在宽度还是广度方面，很少有人超出他。 　　CE：但正如我刚才所说，对他的两个主要观点，你都不认可。 　　杜维明：他走出来的这条路，有他的独一性。我和牟先生虽然亲近，但是牟先生基本的观点，比如说从中国传统中开出民主、科学，我都不认可，我认为这根本是在西方启蒙哲学的大框架下所提出的问题，意思是说，如果儒家不开出民主、科学，儒家的现代意义就没有了。他没有问这样一个问题：基督教没有开出民主、科学，天主教绝对是反民主的，为什么它在宗教世界里的影响力还是最大的。另外，你要开出民主和科学，隐含着的问题是以民主、科学为绝对、唯一的价值，但是你对民主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很深刻的理解呢？是不是只有选举和多党坐庄算民主？公共理性的扩大算不算民主？ 　　另外一点，唐先生有跟西方杰出的哲学家之间沟通的经验，牟先生没有，就是完全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发展自己的哲学，他又看不起康德以后的哲学家，所以他就受限制。我特别不接受“良知坎陷”说，我认为良知要扩大，要深化，要全面，不是坎陷的问题。 　　CE：你非常重视与来自不同文明的学者进行对话，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是思想家还是布道者？ 　　杜维明：80年代，汤一介先生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搞了个收费培训项目。在开班仪式上，汤先生介绍我，他说杜维明教授宣传儒学，是儒学的吹鼓手，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我下来就跟汤先生说，你如果再这样介绍我的话，我最好不要跟你谈任何问题，因为你是用我最讨厌的概念来介绍我，我认为“宣传”这个词不好。因为我和西方学者接触，是和神学家接触，不是和牧师接触，牧师才布道。我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在美国最好的大学里面从事几十年研究工作，我来布道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你认为我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我怎么活动？我跟政治根本没有接触。我第一次到大陆来，那时候通过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我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条件：我不要跟官方有任何接触。他们说，你必须要和统战部接触，因为你是台湾来的，我说统战部我也可以不接触，结果师范大学帮我很大的忙，不是说不接触，就是他们来找我的时候，说我出去出差了，就推。所以我在大陆整整待了1年时间，碰到最大的官，就是师大专门负责文科的副校长。很多人说，你到了中国大陆，一定要和官方接触，不然你不能有任何活动的空间。我说，我1980年就没有跟任何一个官方的人有接触。我到香港去碰到我的几个老师，他们认为我到中国大陆去讲儒学很荒唐。 　　CE：我可以理解成你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思想家？ 　　杜维明：对。如果你说我是哲学家，我觉得是赞美，但是哲学家太狭隘了，我唯一不会放弃的就是思想，但不是空想的思想。我比较接近马克思的观点，哲学不是来反应客观事物的，哲学应该改变这个世界。当然，用改变这个词有些傲慢了，可以说我希望哲学能够有实际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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