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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我相信中国文化不会死

http://www.CRNTT.com   2013-09-04 14:36:15

杜维明：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有一个启蒙老师，叫周文杰。他现在已经80多了，身体不好，认不得人了。当年他教我《四书》，学生就四五个人，跟私塾似的。他讲《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不懂；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我也不懂，但觉得好像很深刻，高不可攀，跟我们的生活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他讲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我就觉得很有道理。下面再讲修身要诚意，我直觉到这是我要的。就这样，我对儒家就有感觉了，而且一直就没有变过。后来，周老师就介绍我去见他的老师牟宗三，我就在暑假去听牟先生的课。 　　当时，牟先生不能进台大，因为台大哲学系都是五四以后的那些自由主义者的舞台，以殷海光为主，牟先生虽然是北大熊十力先生的学生，但他讲儒家，台大绝对不能让他进去。我听他课的时候他在师范大学中文系，所以到现在，在台湾从事儒家哲学研究而极有成就的一大批人是中文系出来的。后来，他到了一个刚刚成立的很小的大学，叫东海大学，他到那里是受徐复观先生的邀请，徐先生在那里做系主任。 　　他在师范大学讲哲学，大约只有十几个学生。他讲课逻辑性非常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很精彩，学生问的问题非常尖锐，甚至很不礼貌，他完全不介意，完全是思想的交锋。学生之间的互动也是一种学问，都是对话、讨论、辩论。这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唐君毅先生来了，大家一起在淡水的竹林喝茶论学。那时候唐先生在年轻人里面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书，都是哲学意味很强的，但是又很有感情。他说，中国文化花果飘零，我们需要灵根再植。他还说，中国文化、儒家精神就是他的根，只要每个人从心灵上面认可儒家、研究儒家，中国文化就不会死。他气魄很大。东海大学1957年建立，那时我17岁，我就决定要考东海大学，后来就跟了牟先生。牟先生他们那时候都是四十几岁的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非常了不得。我们大三的时候，八九个同学庆祝他50岁生日。 　　CE：不过后来你对牟先生的一些提法也并不是很认可，比如说从儒家传统开出民主、科学的学术路向，比如他有名的“良知坎陷”说。整体上来讲，现在你如何评价包括牟先生在内的台湾新儒家？ 　　杜维明：很多人说我现在是新儒家的代表，我自己不认为应该把我定义成新儒家，原因很简单，儒家虽然也有开陈出新、温故知新的观念，但儒家对“新”本身是有戒心的。自西化大潮来了以后，中国人都提倡新，一谈到旧好像就是反动的。但以前朱熹与人讲的都是“共商旧学”，对“旧”字抱持非常庄严的态度。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是骂“今”的，这是有非常深刻的意义的。 　　“新儒家”这个词其实是中国大陆提出来的。1987年，中国教育部花了很大一笔钱组织海外新儒家研究，中国社科院方克立先生牵头。方克立做了一个决定：18个院校，47个教授，大家都来研究新儒家。他们经过讨论，确定了10个新儒家代表人物，这10个人是两代人：一代是从1919到1949年以思想家为主的5个人，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这几位除了熊十力以外，我全见过。然后他们又选了5位是1949年以后的人。那时候大陆当然就没有儒家了，所以选的全是到台湾去的人，就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方东美。 　　新儒家发展到今天，经过了三代两传，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有连贯性，这就成为了传统。当代儒学的复兴为什么力量比较大呢？因为这三代人存在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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