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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辉：南非“经济奇迹”的背后

http://www.CRNTT.com   2010-06-09 10:18:43

南非的“二元土地制度” 　　经济腾飞的要素一是人力，二是土地。对人的束缚与对土地的束缚通常二位一体。笔者并不认为土地这种特殊资源可以确立 “百分之百的绝对私有权”，宪政民主国家在公民授权的基础上，为公益目的、作为公共服务行为对土地权利实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也是正常的。但是，那里的“群己权界”必须是明确的，民主体制使“公权”不会被“私用”，自由体制下的“私权”（其中当然包括在结社自由基础上形成 “集体”以及退出“集体”的权利）也不会被没收。只有“低人权国家”才会把管制土地当作“原始积累”的手段，对老百姓实行强制性的“被集体化”，以适应“圈地运动”、“卖地财政”和“空手套白狼”的需要。 　　在这方面，南非土地制度中一直存在英国传统与布尔传统的冲突。在17世纪，布尔人政府以土地国有的名义，出面任意征用土著人土地，“租”给布尔人农场主使用。这种制度与当时的黑奴制并行，成为布尔人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 　　19世纪英国占领开普殖民地后，在推行废奴改革的同时也试图进行土地私有化改革。1813年，当局宣布废除任意圈地的混乱制度，国有土地不再按身份批租，而是在市场上公开拍卖。拍卖后土地即为私产，可以自由交易。这种只认货币、不论身份的私有制逻辑如果延伸下去，则黑人也将有可能购置地产，而白人国家将不便强征。因此这一改革受到布尔人的强烈抵制，一直难以推行。1828年英国殖民当局又规定黑人可以自由迁徙，有权购买和拥有土地。这一举措更惹恼了布尔人，最终引发了布尔战争。 　　英国战胜后为安抚布尔人，不再坚持自由化土改。因此，南非实行的仍然主要是战前布尔人的制度。如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规定：黑人实行部落传统下的份地制。在主要的好地都被白人国家圈走的情况下，该法伪善地在余下的黑人地区实行 “平均地权”，规定部落必须保证黑人家庭拥有份地，但每份不超过10英亩，一家不能拥有多份，份地不能买卖；禁止白人把土地租给黑人。 　　1910年南非联邦建立后，英国传统与布尔传统仍然在土地问题上博弈，并在争论中通过1913年、1936年两个土地法，最后形成了一种“二元的土地制度”：在“最终实现南非白人国家所有”的大框架下，一方面，白人社会内部基本上按英国传统建立了私有地权制度，另一方面对黑人却强化了部落集体下的家庭“份地”平均使用制，严格禁止黑白间的土地交易和租佃。在工业化与都市化过程中大量放弃了农牧业而转变成市民的白人，其土地可以流转给其他白人农场主，或流转给国家用于项目开发，但决不能流转给黑人。在黑人内部，当局也只承认部落土地所有制，不承认黑人家庭的私有制，并以法律“限制个人对土地的权利”，“限制个人土著土地拥有量”。 　　这样一种土地制度中的“二元结构”给南非白人当局带来两方面的好处： 　　一方面当局得以用部落身份束缚黑人，即便黑人长期在城里打工，也得不到市民的权利，同时又以黑人都在其部落内拥有份地为理由，把所谓保障的责任推卸给黑人部落，否认国家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责任。在所谓“有序城市化”的名义下，经济繁荣时让他们进城卖苦力，一旦遇到萧条就把他们视为城里 “多余的人”，竭力把他们赶回家靠部落份地生活，一次次地把危机转嫁到他们身上。 　　另一方面，白人国家以防止“黑人无地”为由，伪善地维持黑人部落集体所有制，但国家却可以凌驾于“集体”之上，利用不承认黑人土地私有权的方便，任意廉价征地，把黑人从一块又一块的故土赶走。因此，白人国家“兼并”黑人土地的问题比任何“土地私有制”国家都严重。当1936年南非土地关系最终定型时，占总人口78%的黑人只有南非13%的土地，而不到18%的白人（含白人统治的“国家”）却拥有全国土地的87%。 　　有人说，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城里出现大片贫民窟是由于农民土地私有制下土地自由买卖造成 “两极分化”，使大量“无地农民”涌进城市。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的理论家如汤姆林森，也以类似理由禁止黑人私有土地。但历史与现实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印度、拉美确实有无地农民的问题，但这是历史上的强权掠夺所造成，并非“小农私有，两极分化”的结果。近几十年来这些国家虽然没搞激进土改，但私有的土地并非不断集中、而是不断分散的。过去那里“无地农民”比现在多，城里贫民窟却远没有现在的规模。显然，只要农业比较效益低下，无论什么“所有制”下的农民都会产生进城动力。而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白人城市”没有贫民窟，也不是因为他们强制黑人搞“土地集体所有”取得成功，而是因为南非比印度这样的民主国家更能搞严酷的“城管”、更能驱逐黑人并将其禁锢在索韦托这样的“城乡结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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