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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辉：南非“经济奇迹”的背后

http://www.CRNTT.com   2010-06-09 10:18:43

“流动工人”制度的前世今生 　　南非的种族压迫在经济上集中表现为“流动工人”制度。应该说，劳动力流动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现象，未必就与压迫有关。南非民主化十几年之后的如今也还是有流动工人 （主要是来自邻近各国的外籍劳工）。但种族隔离时代的“流动工人”却是一种排斥性的制度安排，如前所述，那时南非官方对黑人劳工实行所谓“有序”流动，规定他们进入城区“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只是作为找工作的人，而不是作为移居者被允许进入的”。这样的制度造成大量的“两栖人”，“户口”在农村（南非称之为“黑人家园”），人在外打工，青壮年外出，老人妇孺“留守”乡下；平时在城里，过年蜂拥回乡住几天，号称“候鸟”（“流动工人”的英文词义其实就是“候鸟式工人”）。 　　这种制度造成的一种最有名的景观，就是过年前后回乡又返城的“民工潮”。中国新年前后的“民工潮”之“壮观”已是尽人皆知，而堪与相比的就是南非。今天南非黑人劳工最大的聚集地索韦托有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长途巴士总站，圣诞节前这里会出现南非式的“民工回乡潮”。但是南非朋友告诉我：如今这些返乡民工已经多是外籍工人，南非本国黑人劳工在民主化以后大都在城里安家 （哪怕是在所谓贫民窟里），不再是“候鸟”了。 　　但历史地看，“流动工人”的前身其实是更糟糕的 “征发劳工”，（即征发劳工——持证 “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三阶段。只是南非在民主化以后已经结束了第二个阶段，黑人取得了自由就业与在城里安家定居的权利）。南非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排斥黑人的“白人城市化”，通过管制实行歧视性的准入制。1921年时，占南非人口总数70%以上的黑人，只占城市人口的13%。黑人就该是“乡下人”——这个观念在南非当局那里可谓根深蒂固。 　　1834年废除奴隶制后，南非曾长期保留征发手段来利用黑人劳动力，如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就规定：每个成年黑人每年必须在居住地以外劳动3个月，否则必须交纳10先令的劳动税来代役。在那个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不迭的状态下，对白人来说，问题不在于要“隔离”黑人。所以“种族隔离”（Apartheid）一词也是到1947年后才出现。但应当强调：这绝不意味着此前黑人待遇更好。 　　在南非，占统治地位的布尔白人比英语白人封闭保守，对工商业兴趣不大，长期依靠“牛车、步枪、圣经三件宝”，以所谓 “牛车阵心理”（顽固、保守、排外）抵制世界潮流。因此虽然由于发现金矿而致富，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南非的制造业都很不发达，即使在非洲也并不居榜首。然而在对外开放并融入全球化潮流后，情况就大为改观。尽管布尔战争后南非在英属时期，英国殖民政府基于殖民利益的考虑与布尔人-阿非利卡人达成妥协，保留了许多布尔人特权，并且出现了英属条件下战败的布尔人仍能主导南非政治的奇特现象，但南非毕竟是作为英国属地 （独立后是作为英联邦成员）纳入了当时的世界市场体系，而且尽管布尔人主导政治，英裔白人在经济、尤其是工商业方面实力仍然成长很快。因此总的来讲，南非仍然是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成功者。 　　于是，南非黑人的“低人权”状态在全球化市场体系中便戏剧性地成为加快资本原始积累的有利条件。在铁腕控制形成的“稳定”局面下，没有工会、缺乏博弈能力、吃苦耐劳而又百依百顺、既低工资也无福利“成本”的廉价劳工——南非的“进城黑人”，与其他廉价要素一道，构成了“最好的投资环境”。此时，主要工业化国家早已越过原始积累时代，高税收、高福利、强势工会导致产业外移的潮流，南非依靠“低人权优势”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涌入，生产出大量的制造品。 　　在“经济奇迹”中，南非“进城黑人”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迁徙动力，使得城市开始越来越多地吸纳南非的“黑人”来打工：在南非，1911年“征发劳工”为“流动劳工”所取代，不是“白人抓黑人当差而黑人躲避”，而是黑人主动进城而白人限制，严格意义上的“种族隔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种族压迫）是这时才成为主要的歧视方式的。到20世纪70年代，在南非城市人口中黑人已超过半数，20世纪90年代更超过70%。这些黑色“进城农民”与白色“城市户口”间的冲突也就尖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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