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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机构调整释放重大信号

http://www.CRNTT.com   2014-04-21 10:03:50

李永忠：宣传部不仅只是对党内的宣传，它当然也会起到向社会宣传的作用。成立宣传部不只是换名称、换牌子，它的责任也会更大、更重。成立宣传部的目的是让党内监督专门机关，既能名正言顺，并名副其实地面向全党讲话，也能把党内的声音传递到党外去。 　　中纪委网站在推动宣教室成为宣传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去年9月开通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网站访问总量已经超过了2.3亿次，日均访问量超过120万次，最高的一天达到600万次。经中纪委网站曝光的违反“八项”规定的典型问题就达到近700件，而且发布了247起案件查处消息，包括31名省部级干部和117名地厅级干部。 　　过去三十年，中纪委的教育室、宣教室及报纸、刊物等机构，都没有达到网站短短半年中发挥的作用。过去我们想面向全党讲话，却没有一个合适的平台。随着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本届中纪委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广泛、便捷、迅速而成本很低的平台，让网站在反腐倡廉、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网站的成功使中纪委领导感受到，既然建立一个网站就能有这么大的能量，那么纪委的宣传就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模式，应当充分利用信息化时代的新技术，以疏导而非阻挠、回应而非回避、引导而非领导的方式，对待网络反腐，从而加强纪委宣传的力度，提升扶正祛邪的能力，组织广大党员群众广泛、积极、有序地参与反腐败斗争。 　　增加与合并目的在聚焦 　　记者：除了两个新建立的部门外，纪检监察室的增加和几个机构合并的调整也颇耐人寻味。您如何看待这一增一合两个动作？ 　　李永忠：任何一个事物当它外延不断扩大时，必然是其内涵的不断缩小。中央纪委以及地方各级纪委恢复重建后，按照党章以及随后的《党内监督条例》的规定，它是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但是沿用于“苏联模式”的我党权力结构一直很不科学。习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作出“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重要论断。他用的不是改善、改进、改良、健全和完善这些词，而是“形成”，这说明之前党内的权力结构并不科学。而且在三中全会里，决定中用的也是“形成”科学的权力运行体系。总书记这样的表述和我近三十年研究制度反腐的结论非常吻合。 　　这二三十年来我不断强调，腐败看起来是权力人、权力事出了问题，好像是人的素质问题，后来认为是对权力人的教育、管理、监督出了问题，后来又发觉是权力的运行机制出了问题。最后才发现，其实是权力结构出了问题。而我的潜心研究，使我很早就提出：是权力结构出了问题！有了这个根本性问题，权力运行机制就必然有问题，教育、管理、监督就必然有问题，权力岗位、权力人、权力事就必然出问题。老是从黄河的下游特别是入海口治理，而不从中游、上游去治理，黄河水永远清不了。 　　纪委这三十多年走的就是不断扩大外延而缩小内涵的路。本来是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不了同级党委就只能变成办案机关。只有查处下一级甚至下两级才比较顺利。于是就变成了纠风部门。而纠风遇到阻力就去执法检查，执法检查有困难就去效能监察。纪委的外延不断扩大，做了很多管不好也不该管的事，结果什么都没有管好。而纪委自己该管的事，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对常委会成员的监督，却无从着手，无处下口。权力结构出现问题，我们却去解决权力运行机制、教育管理监督，解决权力岗位上的事，拘泥于战术上的问题，而没有从战略上去解决问题。 　　新一届党中央，包括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后看到这个问题，就意识到要聚焦。以前纪委的视线里充斥了太多微观层面的事，结果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到最后什么也看不清楚了。而王岐山是用聚焦的方法，让纪委把本身就不该管，既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今后就不再管。让纪委完全回归监督机关的本位还暂时做不到，那么先集中力量让纪委成为一个办案机关。 　　通过去年9月到今年3月的两次改革，原来8个纪检监察室增加到12个，办案力量增加了50%，这还是在内部机构、人员编制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的。并且通过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把原来分散的力量聚焦起来，这样就强化了纪委作为一个办案机关的职能。但我认为，作为办案机关还不是目的，一定要返回到纪委的本位，即党内监督专门机关。而原来设立的很多机构，是扩大外延时设立的机构。它们使得纪委的内涵越来越小，早就该合并。 　　对于国家预防腐败室，原来设立的初衷是很好。腐败肯定要通过预防才能解决问题，但当初由于各种原因和压力，使预防室和预防局无法通过设立廉政特区来开展工作，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颁布一些不可能对根本问题起作用的条条款款上，离真正的预防腐败差得很远。要预防腐败不仅要从权力结构上进行预防，而且需要一个特区，无论是廉政特区也好还是政改特区也好。就像一个科学家，没有试验室，不可能做出成功的科学研究一样，预防室、预防局多年来没有建立自己的试验室，一切努力几乎归为零。所以，最后跟外事局合并为国际合作局，只能先从学别国的成功经验方面发挥它的作用。如果当年它有自己的“试验田”，现在应当已经有了收获，就像当年邓小平把深圳、珠海等作为经改特区一样，从而收获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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