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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孙中山租让满蒙是卖国？

http://www.CRNTT.com   2012-11-25 09:24:38

二 　　如今争论孙中山在对日关系问题上，有没有不爱国的言行，多以争论《中日盟约》的真假为关键。怀疑及否认论者似乎认为，只要找到了日本史料上的破绽之处， 　　就可以澄清孙中山所受到的类似种种指责了。然而，事情真是如此简单吗？不要说中方直证材料无处寻觅，即使是围绕着日方史料的签字、印章真假问题的讨论，看起来也将旷日持久而不得结果。 　　《中日盟约》问题的经过在于，1915年1月日本政府以赞成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要求中国接受其“二十一条”要求。包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延长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的租借期限至99年；聘用日本人担任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所需军械半数以上向日本购买，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由日本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湖州之铁路；日本对于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包括船厂）有贷款优先权等。注意到这种情况，有资料显示，孙中山马上于2月5日与陈其美一道，和日本人山田纯三郎等先行订立了《中日盟约》，内共11条，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相近。如盟约规定：“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国家之事业”等。在发现袁政府刻意将消息泄露，引起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应，日方大举增兵中国进行威胁，孙甚至更进一步于3月14日具名写信给小池张造，将此盟约送交日本外务省，恳切表示：贵政府与袁政府的交涉手段，只能暂时给日本带来收获，却必定会使日华之疏隔日益扩大。而《中日盟约》，则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友好问题。 　　对于日方史料的上述记录，台湾和大陆学者歧见颇多。但很少有学者考虑过，孙中山此种记录的有疑无疑，未必一定要把这一两件史料考据清楚才可能获致答案。事实上，不仅日本方面有诸多记录孙中山类似言论的史料，而且事实上孙中山也是有过类似的行动的。比起讨论个别可能有争议的史料来说，那些具体的行动本身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比如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谈判《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之际，康有为等在北京上书建言变法强国，孙中山却看准清王朝自顾不暇，乘机在广州策动起义。策动起义也罢，毕竟也可以算是“爱国”的一种。然而，他为了起义，却数度前往交战之敌国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再三恳求日本政府为其提供武器援助，以帮助他推翻当时风雨飘摇的满清政府。 　　比如1911年孙中山得知辛亥革命成功消息后，绕道欧洲回国，首先即电召日本友人在香港接船，然后与大批日本人同船抵沪。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仅在财政、银行等方面求助于日本财阀，而且很快就任命了大批日本人，包括极力主张策划满蒙独立的日本浪人头目内田良平，来做自己的经济、法律、海军和政府等各方面的顾问。 　　又比如1915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强夺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及其胶济铁路，孙中山当即委派党务部长居正前往刚被日军占据的青岛去成立在日军庇护下的“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为此，孙中山全力疏通日本官方，很快得到了日本占领军的支持，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任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学生，甚至日本军人。这支以日军占领区为后方的革命军，一度攻占了山东昌乐、安邱、高密、益都、昌邑及寿光等县。只是由于袁世凯很快去世，日本政府改变态度，孙中山才没有能够在日本浪人和军人的直接帮助下，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战果。 　　了解到孙中山在《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向敌国日本求援，辛亥革命一成功就大量聘用日本人做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军事顾问，以后更公开依靠日本侵略军的支持来反对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袁世凯政府，人们固然可以继续研究《中日盟约》的签字、印章之类的真假问题，并各执己见，但如果试图用否认其真实性来使人改变对孙中山这一时期对日态度的看法，至少不会有太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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