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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校友忆旧时学风

http://www.CRNTT.com   2012-08-12 09:31:26

从燕京生变成了北大生 　　张广达的父亲张锡彤是燕京大学唯一没有出国留学资历而升成教授者。张广达回忆：“他对我的培育，使我较早知道怎么写论文、做研究。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我还很小，他经常带我进近代科学图书馆；在读高中期间，假期回家，他就有意识地带着我进燕京大学图书馆找材料，给我打下了检索文献的基础。” 　　1949年，张广达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历史系。当时，齐思和、聂崇岐、孙楷第、翁独健等教授在系内任教，这让张广达不仅亲承一流学者謦，也接受了他们培养出来的一批卓越老师的言传身教。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改造所有高等学府，北京大学从市内沙滩迁到西郊，以燕园为校区，燕京大学取消。张广达1953年毕业时成了新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首届毕业班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张广达赶上了因院系调整而大师云集于燕园的岁月。 　　张广达进入燕京大学时，还能感受到教会学校的味道：“赵紫宸当院长的宗教学院，还有一些团契在。我当年出于好奇，也参加过一些团契的聚会。燕京的三年，尽管它是在抗美援朝以后收归国有的，把教会学校取消了，但是，我对西洋文化有些基本的概念，就是那之前两年半留下的。俗话说，先入为主，确实，对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欧文化哪怕有一点粗浅的了解，再接受教条，往往有所存疑，不再容易原样吸收了。” 　　张广达很早就注意念外语，注意西洋史、中国史并重。燕京大学历史系中，聂崇岐跟张广达的父亲张锡彤是好朋友，对他如何打好基本功有些课外指点。而翁独健在燕大历史系开了一门蒙古史课，后来由于运动就没有接下去了。在讲蒙古史的时候，翁独健介绍蒙古研究的国际行情，他本人是在哈佛大学念的，跟在柯立夫的门下。所以他很早就介绍并推崇巴托尔德（V. V. Barthold）的书，就是张广达和父亲张锡彤翻译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翁独健是进步教授，言谈没有什么顾忌，那时候又还没有进行思想改造，知识分子还是比较自由，他说：“中国也得出一个巴托尔德。” 　　这时，燕京大学的校友王钟翰已经成为教师。张广达回忆：“王钟翰先生开始教清史，因为他当时在燕大的贝公楼顶层的哈佛燕京学社有一个研究室，他在那儿念《清实录》，很勤奋。他把研究《清实录》的成果拿来给我们讲，讲清初的拜堂子等风俗习惯。他有时也把他的老师邓之诚请来上堂课，所以我也听过邓之诚先生的几次讲课。邓先生的儿子叫邓珂、邓瑞，是比我高两班的和低一班的同学，有时我跟邓珂、邓瑞来往，也跟随着他们去邓先生家，坐在客厅里面，跟着王剑英等研究院的师兄们一道听听老先生说这说那，他对掌故非常熟。” 　　张广达记忆所及，大概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同时为了配合社会上的三反五反运动，在这些教会学校首先开展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的运动，为打倒美帝在燕京的代理人陆志韦、赵紫宸、张东荪铺平道路，进而引申为教授们向党交心、思想改造运动，然后趁热打铁，进行院系调整。 　　1952年院系调整，张广达从燕京的学生变成了北大的学生。当时的新北大在张广达看来也颇为有趣：“老北大、燕京、清华合并到一起，各系的主力教授是名副其实的大牌教授，校园内简直抬头就是大师，哲学系、中文系、文学研究所、历史系、外语系、经济系等大师密度之大，今天颇难想象。那时候，中文、历史集中在文史楼二层，西边是中文系，东边是我们系，挤在东头角落里的是图书馆系，图书馆系是小系，但那也都是刘国钧、王重民等大牌教授任教。有意思，那时候北大拥挤着那么多大牌教授，却没什么人出来带头拥戴他们为大师，今天没国学了，反倒雨后春笋般地遍地冒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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