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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中国本位 　　学术以及中国思想的刊布、传播 　　“80年代”过去，90年代来临。新的10年，最为简单而概括性地描述是：“很多人开始谈王国维、陈寅恪，而不谈陈独秀、李大钊。”李泽厚由此观察而得出判断：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这是被广泛引用的“结论”。新的转换迅速开始。 　　1995年，经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一凡的介绍，美国哈佛大学与三联书店合作出版“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这套丛书不是单方向引进、翻译美国书，而是借用哈佛大学资助，出版我国中青年学者的创新著作。”截至目前，丛书一共在三联书店编排了13辑，出版新书80余本。 　　季羡林把自己与三联书店的关系定位于三个角色：读者、作者与编者，这最后一个角色即与“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相关。他受聘为这套丛书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本丛书只收中青年学者的著作，要求颇高，审查极严。几年来已出著作，内容新而深刻，因此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欢迎。”学术委员会由季羡林领衔，厉以宁、李学勤、王蒙等代表各大学科。“评审过程，一律采用专家匿名审读、委员会择优精选”，被选中的著作至少有两位以上的评委推荐——这一套在国际上通行的评审制度却是三联在国内首先采取。在当时“(与国际)接转”之普遍的社会思潮下，“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学术创新价值，赵一凡回忆季羡林所言：“这不是单纯地为了与世界学术接轨，而是志在要世界同我们接轨。我们不但要拿来，还要送去。” 　　中国本位，在学界激荡与转换的90年代，三联书店提出了自己的时代命题。从“读书无禁区”的品格定型，到“人心很高飘”的气质添增，至此，三联书店完成了自己精神向度的建立。 　　回到出版现实，1999年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爱德华.W。萨义德的《东方学》，这本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关注的开创性著作，三联出版的是“全球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在这本著作的第一页，萨义德引用了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的一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或许罕有比这句说辞更能揭示“主体性”的价值及其缺失。仍是西方思潮，与文化生活译丛“向后看”不同，也与甘阳们的战前的海德格尔不同，三联的译丛由此开始与最新思潮同步，也因此诞生了新的译丛系列：“学术前沿”。 　　这一演进，董秀玉解释自己的出版思想明确清晰：“在中国做出版，一定要有中国思想的刊布、发行与传播。过去不成熟，主要是引进，经过10多年的学术积累，现在有机会做中国的学术出版了，这是我们的根本任务。这跟学习西方并不矛盾，但关键是原则是什么。” 　　1993年，董秀玉出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甫一上任，即着手出版《陈寅恪集》与《钱锺书集》，态度明朗。这两套文集加上《吴宓集》，葛兆光感叹道：“无疑出版这种书是一种学术积累，却不是哗众取宠的凑热闹。不凑热闹，大约是难赚钱的，可尽管赔钱也出，则表明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毕竟在出版界还有地盘……于是真正献身思想和学术的写书人也还有一线希望在。”中国本位方针既定，“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之后，《乡土中国》、《中国经验》、“20讲系列”以及钱穆、黄仁宇、李泽厚、王世襄等开始成集出版。 　　在三联书店成立60周年的纪念文集里，有两位尝试着给出三联书店自己的价值判断。许纪霖简约之论：“在金钱与权力之外，三联图书建立了第三种尊严：知识的尊严、思想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尊严。”而汪丁丁则论述：“三联书店的特色，或者说，它的‘精神’，按我的理解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大众启蒙。’这样一种精神，我觉得更贴切地应当叫做‘使命’。什么是今天三联书店的使命呢？我觉得，三联书店的使命在于，借了书籍的出版与传播使中国人对各自生活的零碎的思考得以汇合交流，从而相互理解。三联的精神，如我一开始理解的，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大众启蒙’，这精神的现代意义，就是‘基于生活、读书和新知的思想自由’。” 　　市场 　　漫画、武侠以及周刊…… 　　新启蒙开始，由译介到译丛，然后的中国本位。以《读书》为起点，三联书店一路走来，路向明确。但这一过程，同样不可忽略的是时代的背景：中国的市场经济。无论是谁，不会也不可能独立于这一潮流而独行。 　　1989年2月，蔡志忠的漫画《曹溪的佛唱——六祖坛经》、《尊者的棒喝——禅说》由三联书店出版。当年3月1日，蔡志忠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为读者签名售书。“拿去的7000本很快就卖完了，书店前面的队伍排出去1公里多，外面还下着雪。”这个场景令蔡志忠很难忘。这是一个曙光。蔡志忠系列漫画，最初的22种小32开平装本，在1989至1998这10年间，总销量超过500万册。董秀玉说她1993年回来接任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之后，蔡志忠漫画仍年年在畅销榜上。“所有版本的发行量累积起来，我想现在应该超过1000万册了。” 　　因为这套漫画书，当年沈昌文被戏称“卖蔡”的总经理。后来回想起来，沈也觉得好玩儿。虽然蔡志忠的收益于书店不无帮助，但沈昌文说：“我当时没有把心思放在这方面，更觉得他的东西有趣味有意思。像我这样从计划经济时代出来的人，哪里会对经济那么上心。” 　　后来董秀玉考虑出版金庸武侠小说时，经济的考量成为重点。当然，董秀玉首先要给自己一个严肃的理由。“武侠小说的名声不太好，我们要先把自己说服。”董回忆，“我思想斗争得很厉害，虽然我自己喜欢读金庸的书，也很想把他的书引进来，但是我也一直在考虑三联的品牌究竟适不适合做金庸。我后来慢慢形成了一个观念，我们的书应该分层次：既有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有中等的知识读物和大众读物，我们不能只做宝塔尖上的那一点点。但是不论哪个层面，我们都要做一流的。金庸是以武侠小说而出名，但他的书本质上是一流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进文学殿堂的，想透了这一点，就没有问题。” 　　更重要的是，金庸武侠书的价值是现金流。1993年的三联书店，全年销售的总码洋才711万元，每年向外借钱度日。“金庸一套36本，光这一套书每年的现金流可达几千万元，这对一个刚起步的企业来说极为重要。”董秀玉说，虽然由于合作方式的原因，金庸小说给三联的实际利益并不大，但通盘考虑下来，她还是接受了版权代理方的条件。 　　接下来的《三联生活周刊》的故事，背景仍有这条“经济建设”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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