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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辉：南非“经济奇迹”的背后

http://www.CRNTT.com   2010-06-09 10:18:43

身份壁垒下的“社会主义” 　　南非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 “国有经济”比重奇高。尽管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政治上非常反共，经济上却颇为“社会主义”。即使在国有经济已经不太景气的种族隔离时代末期，1986年公营部门仍占全国固定资产的58%，产值的26%，出口的50%以上和进口的25%。因此，那时的南非颇有点“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种族社会主义”色彩。正如著名左派学者沙米尔.阿明所说：“尽管南非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但幽默的是，前白人统治者的 ‘中央政府统制经济’政策，却一直把这个国家置于按习惯包括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世界之内。”这种状况是南非白人中居多数的荷裔（现在自称阿非利卡人，过去被称为布尔人）推动的。 　　殖民时代南非史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白人征服了占多数的黑人，而英语白人通过“英布战争”在军事上又征服了白人中占多数的布尔人，但政治上却与布尔人达成了妥协，承认后者自治南非。在英布战争后的南非，具有市民传统的英语白人适应工商业竞争，多属于企业家与白领阶层，是南非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动力。而人数更多、政治上也占优势的阿非利卡白人传统上是农牧民（“布尔”就是荷兰语“农民”之意），不善经商，进城后多属于工薪阶层，其中不少人属于 “穷白人”。他们论经营不如英语白人，论打工却又不如更为吃苦耐劳的黑人，因此更需要种族特权的保护。他们歧视黑人更厉害。布尔“穷白人”不仅长期支持种族压迫政策，甚至在南非民主化过渡期内他们也成为顽固抵制黑人权利的白人“极右派”的社会基础。 　　为了维护种族特权，保障既得利益，维持“布尔人的团结”传统，南非为阿非利卡人实行相当程度的大锅饭制度，兴办了许多国有企业，给阿非利卡工人提供“铁饭碗”，实行高社会福利、保障就业与终生雇佣制。1922年，白人工人甚至 “把种族沙文主义与军事行动相结合”，发动了抗议资方允许黑人劳工“入侵”该行业的武装起义。提出建立“白人工人共和国”的口号。起义本身虽被镇压，但南非的“种族社会主义”从此打下基础。因此学者们注意到，与中国台湾、韩国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进城农民市民化相反，南非却对进城黑人实行“积累的排他性”制度。 　　这种“种族社会主义”当然以对黑人的残酷压迫和奴役为前提，但是这种压迫与奴役自然不是什么 “新自由主义”，更不是什么“自由放任”状态下“市场竞争中赢家通吃”的结果。事实上，在这种状态下，白人与黑人各自内部的“阶级分化”都很不发达，仅就白人内部看，南非几乎与北欧一样是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而南非的黑人企业家阶层是种族隔离废除后才形成的，此前的黑人普遍贫穷。但是“平等的白人”与“平等的黑人”之间却悬殊有如天壤。 　　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时代，“特权社会主义”也给“竞争”带来“特色”。南非布尔人搞工商业不如英语白人，但靠着国家权力的支撑，在金融与房地产领域暴富的很多。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后，南非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社会结构：英语白人构成主要的私营工商业者阶层和外资管理层，阿非利卡白人除了成为公务员与国家强力部门（军警等）职员外，经济上主要依托国家，一些人成了有国家背景的垄断寡头，更多人则在国有垄断部门当高工资、高福利的“特权工人”。黑人青壮年多在城里为私营部门打工，或者在国有企业中从事白人不愿干的脏、累、险工种。他们的家属则有相当一部分在“户口所在地”，即所谓“黑人家园”，成为留守一族。 　　如前所述，“种族社会主义”状态下不可能有什么“新自由主义”，但更不可能是什么“福利国家”。尽管南非的国家财政给白人 （只占人口的1/4左右）提供了相当的社会保障。但是，其他绝大多数人口则不但被排斥在“福利”之外，而且“自由”也很少，“既无自由也无福利”。南非黑人民权运动看问题比较清楚，他们既为黑人争取自由，也为黑人争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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