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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命运难道是天注定?

http://www.CRNTT.com   2013-11-22 14:38:07  


 
  贾樟柯:我很重视电影的名字,因为名字代表一部电影的主题和气质。像任何写作一样,一个名字可以带你进入写作状态。就像我们想起《水浒传》时就会想到“替天行道”,有一天我想到“天注定”,因为这是一部关于突发暴力事件的电影。每个人在实施暴力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理解的天道,这是促成他行为的一个理由。在这样一个合法性之下做出的突发暴力行为,并不是单纯的头脑一热。在中文里面“天注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天道,那我就这么干了;一种是反问,“命运本身难道是天注定的吗?”有一种无奈在里面。前面一种是行动能力,后面是很无奈的一个反问,我觉得挺微妙的。既能把我带到讲述的语态里面,又能让我找到一种叙事的语感,所以就用了这个名字。

  纽约时报中文网:什么促成了这部电影的拍摄?

  贾樟柯:最初的萌芽就是看到(邓玉娇案中)拿钱打人(的新闻),让我非常地悲伤,怎么可能这样去做事情,践踏别人的尊严。它像是一个象征,好像钱能决定一切。这种思维模式、心理模式我觉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个事件让我突然想拍这个电影。我觉得生活真的改变了,过去拍了很多电影,人们也在大环境的压抑里面,在社会转型带来的压力里面。但是现在普通人施予普通人的暴力、普通人施予普通人尊严的剥夺似乎越演越烈。同时贫富差异、司法不公正、社会不公正这些社会问题还都在。

  最初想拍几组人物,不单是一组。我在想突发事件、暴力事件有一种个案色彩,它是某种特殊的境遇。当那个可怕的时刻来临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但这几年我接受信息看新闻,我觉得突发暴力事件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中国各地经常在出现。比如我从戛纳电影节回来之后,发生了厦门烧汽车事件、上海宝山枪击事件、首都机场爆炸。这么多的事件在发生,一定有很深刻的社会原因在背后。同时,这也是我们现在接受信息的一种特点,一打开网络、社交媒体就有很多信息在聚汇,所以我想到的是一个群像的写作。

  纽约时报中文网:电影的四个故事都取材自近些年的社会新闻,观众可以从中看到胡文海、邓玉娇、周克华以及富士康跳楼事件的人物原型。你如何建立他们之间的关联?

  贾樟柯:这四个人之间的关联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很微妙的。我寻找的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暴力,这四个故事是暴力的四个层面。第一个故事(胡文海案)有很强的社会性。资源被垄断,有人暴富,分配不公,包括不公处境的表达渠道也被切断了,告状都不知道往哪儿告,这样的社会情况直接导致了大海的悲剧;第二个故事(周克华案)更精神性一些。在一个荒废衰败的农村里面,一个年轻人找不到生活灿烂的一瞬,找不到自我价值的体现。王宝强扮演的三儿最终找了一个错误的方法,跟极大的精神困境有关系。第三个故事(邓玉娇案),尊严成了突发暴力的触点、沸点。小玉不是按摩女郎,但对方一直在拿钱打她,一个人的尊严那样的被无视、被践踏。最后一个故事(富士康跳楼事件)是年轻一代在社会流动中的阻隔。我们能想象一个年轻人刚到广东东莞的时候,一定是兴奋、充满希望的。但是每天面对流水线,千篇一律的工作,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失去上升的希望。这种机械化的生活形成的精神困境,甚至表现在亲情当中,他妈妈在电话里一直催他寄钱,这是我觉得暴力的另一个问题。
 
  纽约时报中文网:与你之前的电影相比,《天注定》有哪些区别,做了哪些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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