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

马英九：永怀经国先生

http://www.CRNTT.com   2009-04-12 08:11:32

另外有两件事，直接感受到他的风格。第一件是整饬政风。经国先生在民国61年（1972）5月就任“行政院长”后，第一次院会提出的改革就是公务员“十项革新”（俗称“十诫”），包括公务员婚丧喜庆不得超过10桌；不得出入特种场所，除招待外宾外，不得随便宴客；宴客必须吃五菜一汤的“梅花餐”；上级视察人员不得接受下级单位招待等等。一时之间，雷厉风行。连我当年在桃园一个基层运输部队接受驾驶训练时，都可感受到他们贯彻“十诫”的压力。当时“人事行政局”长（经国先生的亲表弟）也因涉嫌收贿被起诉，最后判无期徒刑。当时虽有人批评经国先生不近人情，但是如此确实收到弊绝风清的效果，连党外人士都给予好评。 　　第二件事，是他处理第一次石油危机。民国63年（1974）初，原油价格由每桶3美元多暴涨到超过13美元。国内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政府决定推动“稳定当前经济措施方案”，采取“一次调涨，一次到位”的策略来因应。当时我在高雄左营海军服役，住在军官宿舍，订了一份台湾新闻报。涨价当天，报上刊出了所有民生物品的新价格。一位每天必喝米酒的老士官特别跑来借看报纸，当他看到一瓶米酒只从10块钱涨到10块5毛，高兴得笑瞇了眼，大声说：“还好！还好！只涨五毛钱。”这件小事令我印象深刻，经国先生的政策很替基层民众着想，他很照顾弱势百姓。 三、负笈异乡 心系家邦 　　民国60年代初期，我“国”外交处境山雨欲来。从保钓运动、失去联合国代表权、到美国中共上海公报、中日断交，一连串的挫败，激起“国”内罕见的学生爱国运动，引发青年学生对国际政治与台湾民主的反思。民国60年（1971）初我访美两个多月，看尽在美台、港留学生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回国后立即参与台大学生的保钓运动，走上街头到美、日大使馆抗议。民国61年（1972）9月底，中共和日本建交，我们还动员各大学师生到机场去向奉命来台“说得”（日文“说服”之意）的日本特使丢鸡蛋。我当时在校园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极度关怀“中华民国”的“国家”尊严、政治民主、经济繁荣与社会公平。这些关怀，也跟着我留学美国，到了太平洋彼岸。  　　民国67年（1978）经国先生就任第6任“总统”前后，台湾社会逐渐由追求经济的富裕转向关心政治的民主。这段期间发生的中坜事件与美丽岛事件，隐隐反映了酝酿中的趋势。当时我人在哈佛念博士，兼任留学生刊物《波士顿通讯》主编，对于当时国内重大事件都有评论，也偶尔为国内外华文媒体所转载，如香港的《新闻天地》。而当年台湾党外一份名为《大时代》的刊物（陈阳德先生主编），还居然因为转载《波士顿通讯》的文章而被警备总部查禁，可知当时我们在国外言论的尺度要比国内宽松许多。 　　也就在经国先生就任“总统”的同一个月，哈佛大学举行了第327次毕业典礼，邀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国文学家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来校演讲。我虽非当年毕业，也慕名前去参加。当天索氏以“一个分裂的世界”（A World Split Apart）为题，强烈批判西方世界道德沦丧、媒体媚俗，对共产世界人民的苦难，麻木不仁，以致世界一分为二。当天座无虚席，他讲了近90分钟，其间数度大雨倾盆，却无人离席，大家深受感动，全场掌声数十次之多。我当天回家，立刻以“勇者的证言─追记索忍尼辛的哈佛演说”为题，撰写长文，投稿《中央日报》，自6月24日起连续刊出3天，并有社论分析，在台湾引起不少讨论。7月间我返国参加会议，还应国民党中央工作会议之邀，前往作专题报告。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