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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制度变迁

http://www.CRNTT.com   2012-06-04 10:05:07

廖信忠的文章重复了大陆知识分子唠叨了十几年的制度决定论：制度至关重要，制度是决定性的，人们生活于什么样的状态，取决于制度。这里的制度主要指法律、政体。如果制度是法治、民主，那一切皆好。反之，一切皆坏。所以，美国人好，那完全是因为美国的制度好；台湾社会风俗良好，也完全是因为台湾的民主转型，跟中国文化、跟仁、义、礼、智、信的教化没任何关系。用传统文化来解释台湾社会之温良恭谦让，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这些制度决定论者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连串自相矛盾之中。 　　向往民主、法治的制度决定论者通常都相信国家-社会两分法，并在此框架中谈论“公民社会”。而只要主张国家-社会两分，就必然承认社会的自主地位。不是说，社会根本不受国家的制度安排之影响，而是说，社会有它自身的存在依据和运作逻辑，政治上的专制或者民主、滥用权力或者法治，可以对社会之存在和运转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不能达到“决定”的地步，即便在最特殊的全能主义国家时代。社会，至少公民社会，是具有自主之存在地位的。 　　然而，制度决定论却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的自主存在：国家的制度安排决定着社会的状态，简直可以说，决定这社会是否存在。也即，根本没有什么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只有国家。国家就是支配性利维坦。 　　在否定了社会的自主性之后，制度决定论者却又高调地主张，公民社会是优良秩序的基础，国家则是迫不得已的恶。因此，人们如果要让国家服务于自己，就必须组成社会，时时刻刻看管住国家。然而，这个社会在哪儿呢？ 　　换言之，廖信忠这样的知识分子陷入双重自相矛盾而不自知：他们否定社会的自主性，却又主张社会控制国家。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陷入这样的自相矛盾，根本原因也许在于，他们被“公民社会”的概念迷惑了：只见“公民”二字，不见“社会”二字。他们想象中看管国家的社会是纯粹的公民，即政治人。人就是政治人。也正因为此，他们才相信，人的价值、行为方式才会被、且仅被法律和政体所塑造的——这样的看法否认了私人生活之正当价值，而这同样与知识分子主张的主流伦理与政治理念相矛盾。 　　只需回到常识，就可避免上述多重自相矛盾：社会与国家是两个事物，在两个层面，不可能有一个决定另一个的关系。社会有其自主的依据，主要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伦理、惯例等传统规则。当然不能说，两岸风俗之别与法律、政治等领域的制度无关，但文化因素、也即传统保存程度之影响，当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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