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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1-10-08 09:36:31

第二，互联网激发了政府的神经机能，提高了决策速度，使政府变得耳聪目明，身手敏捷。 　　在突发事件应对中，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提出的“速报事实，慎报原因”法则，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概括的“黄金4小时”法则，公安部提出的“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原则，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的慎用群众“不明真相”“别有用心”提法，社会学家单光鼐提出的党政一把手到闹事群众中听取意见、不要把警察推在“前边”的建议，这些创新手法，都有利于澄清网络谣言，化解民众对峙情绪，以和谐而不是高压来缔造稳定。 　　前不久，四川会理县领导考察乡村公路的照片，被天涯网网友发现做了PS处理。网民批评政府弄虚作假，纷纷PS炫技，把会理地方官PS到中外名山大川和各种新闻现场。会理迅速注册了微博账户，向网友道歉，说明是县政府网站工作人员好心办了错事，并公布了全部照片。县领导还以自嘲的心态，和网友们一起欣赏那些PS照片，最后又向网友“讨饶”：感谢大家让我们“免费环游世界”，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也请大家把目光转向美丽的会理。这个“悬浮照”事件的政府危机处置，简直是一次漂亮的“反向营销”，真是小地方有大智慧！ 　　目前，围绕突发事件的发生和网络舆论的反弹，政府主政部门和新闻网络管理部门还在“拉锯战”。一旦出了事，主政部门就怪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管理不力，是互联网把地方搞乱了。特别是7.23动车事故以来，面对网上的众声喧哗、群情激愤，可能有人会从另一个方向总结教训，再次陷入对互联网的恐慌不安。其实，动车事故，首先是铁道部的救援不力和处置失当，伤害了民众的感情，然后才轮到检讨媒体和微博是否“失控”的问题。很多负面事件，首先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危机，然后才是舆论危机。打压媒体报道，封堵网络舆论，并不能使政府工作的缺陷消失，而只会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客，形成了对公权力的有效节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近日在协会官网上谈到，“文革”中读到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一段话时十分惊讶：“一个党，不允许有其他声音，这样下去表面上说现在代表着无产阶级，但是当革命的热情在这个官僚体制下被耗尽之后，腐败、堕落、僵化是不可避免的。”宋晓梧呼吁：“如果改革的热情耗尽了，很危险。”而微博上流传的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描绘改革启动时1985年苏联官场特征：“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33年前，中国改革以“文革”为反面教材，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劫后余生的老一辈革命家，从国家民族也包括自身的沉浮中，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今天的中国社会日益板结，利益格局固化并出现大规模“世袭”，改革推动乏力。在这个时刻，互联网为激活中国社会变革，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道义资源。 　　第三，互联网教会政府如何面对“意见领袖”，发展“网上统一战线”，习惯与社会“自组织”力量共处与合作。 　　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的崛起，让公权力平添了一个从旁监督、说三道四的群体。对此，一些官员出现心理失衡，可以理解，但必须改变。在新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格局下，政府得学会在互联网的杂音中执政，领导干部得学会在网民众目睽睽的“玻璃房”里工作。 　　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群众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意见领袖”有时能呼风唤雨，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地位或特权，而是他们代表了相当数量拥趸的心声。没有民众的意见，也无所谓“意见领袖”。因此，宽容和倾听“意见领袖”，也是尊重民意，体察民情。当下社会转型期，现实问题成堆，各种矛盾盘根错节。在基层一些地方，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意见领袖”致力于打捞“沉没的声音”，提请政府和全社会警醒。“意见领袖”的批评质疑声，恰恰说明广大民众对政府推行“良政”和“善治”抱有热切期待和坚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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