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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 | |
http://www.CRNTT.com 2011-10-08 09:36:31 |
第一类是“公共知识分子”,包括传统的学者(如于建嵘教授)、作家(如韩寒)等。 “公共知识分子”关注人权、自由、法治、政治体制改革等社会深层问题,在互联网话语谱系中形成了对传统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冲击,为社会治理秩序的变革揭示了一个新的方向。现阶段这些网络“意见领袖”扮演的角色,是严复那样的启蒙者,而不是康梁那样的变法实施者或推动者,更不是孙文那样的颠覆者或革命家。网络舆论的某种对抗性,还不等于现实政治的对抗性,互联网对“维稳”的威胁是极其有限的,反过来,“骂娘”恰恰减少了“动手”,“上网”取代或推迟了“上街”。 第二类是新闻媒体的记者。在7.23动车事故前,个别作家型记者如李承鹏(博客累计访问数达2.9亿),社会活动家型记者邓飞(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粉丝合计64万),影响力已经不亚于他们所服务的传统媒体。在7.23动车事故中,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和记者的个人微博以团队阵容脱颖而出,披露了大量事故及救援信息,并激烈批评铁道部的善后处置,成为传统媒体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源,与传统“公共知识分子”并驾齐驱而成为临时性的“意见领袖”。 如杭州《青年时报》官方微博(粉丝32.6万),从7月23日晚事发到7月25日零时,连续发帖116条;两大财经专业媒体财经网(粉丝92.8万)、财新网(粉丝50.8万)的官方微博,也十分活跃。 在日趋严峻的新闻管理中,记者在微博客、博客等“自媒体”发声,找到了第二发声通道。他们比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更接近事实真相,职业媒体人的身份使他们发出的信息可信度较高,因此在各地突发事件中往往成为令政府头疼的角色。 第三类是中高收入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和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虽然不像于建嵘那样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主动设置议题,却是很多公共议题的热心参与者,以成功人士的身份诠释和强化现代价值观和情感。 7.23温州动车事故,成为一个契机,让中产阶级集体登上网络舆论舞台。其实,此前一天京珠高速的大客车车祸同样严重,41名遇难者多为草根民众,与以往的矿难、农民工职业病、小商贩与城管冲突一样,并未引起主流社会的震动;而动车乘客多为中产阶级,其中一列动车终点站是温州,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和新中国惟一未被击溃的家族文化大本营。而铁道部为赶通车而匆匆结束救援,掩埋车头又涉嫌毁灭事故物证,更让中产阶级感到惊骇。去年山西王家岭矿难的救援疑云,只是地方诸侯在山野中的蛮干;此次动车事故已是众目睽睽之下,公权力向全社会的挑衅和蔑视。中产阶级精神上受到“二次伤害”,于是乎集体发出悲鸣。连平时极少涉及政治话题的演艺明星,这次也被卷入政治性议题。 据武汉大学传播学教授沈阳统计,在43位微博“粉丝”超过240万的演员明星中,有36位对动车事故表达了关注,关注率达83.7%。“微博女王”姚晨(粉丝1203.9万),为遇难司机辩护,向坚持追问事故责任的媒体致敬,分析政府的危机应对得失,探讨国家科技进步与国民精神温暖的辩证关系。她在动车舆情中的“议程设置”角色,已经相当于“公共知识分子”。连风花雪月型的女歌手伊能静(微博粉丝262.2万),也一反常态地对动车事故善后处置表达了愤怒。郭德纲之后最有实力的“公民相声”演员王自健在微博宣布暂停演出一周,谈到朋友希望看到这周的段子,他说“我无法就最近的这些事情组织起有逻辑的有幽默感的语言,或者说,这时候除了脏话也说不出什么别的了……”。 这次事故中,演艺明星们的舆论影响力,整体超过传统的学者、作家群;而这些演艺明星们,并不属于有完整政治诉求和系统意识形态理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中产阶级中最感性的人群,不平则鸣,对公权力的质疑和离心倾向,值得为政者警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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