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7月18日电／广东工业大学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工业大学数字经济与数据治理重点实验室分室“数据法治与大数据治理实验室”执行主任冯泽华与广东工业大学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科研助理刘志辉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6月号发表专文《海峡两岸数据跨境规则衔接的法治逻辑》，作者认为：在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数据跨境的多尺度耦合功能日益凸显，两岸数据跨境规则衔接的内生需求愈发强烈。从国家、产业、个人层面看，数据跨境规则衔接具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驱动两岸产业有序融合、实现两岸个人信息协同保护方面的制度理性。然而，由于两岸数据跨境规则尚未有效衔接，两岸数据跨境流动面临共同依据缺位、合作监管失位以及权利协同保障错位等结构化制度障碍，其成因牵涉法域间规则体系兼容性不足、行政主体合作效能滞后、权利救济机制不对称等深层次矛盾。为此，海峡两岸宜通过单方主导、双方联合、第三方协调相结合的方式，在法治框架下协同推进数据跨境规则衔接。文章内容如下：
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①。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实现海峡两岸数据跨境规则衔接是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进一步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的重要方向。近年来，海峡两岸数据流动环境建设积微成着。2016年起台湾当局陆续推出“数位台湾·创新经济发展方案”“智慧台湾方案”。2022年8月，台湾当局行政部门“资通安全处”整合相关机构成立“数位发展部”，标志着台湾统筹数字治理与数据基础建设、保障通讯与信息安全、推动数字化转型取得阶段性进展②。《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年）》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数据存储总量达1.73ZB，全国已有超过10个省市上线公共数据运营平台，20多个省市成立专门的数据交易机构，场外数据交易在数据交易市场中占主导地位，场内数据交易规模呈快速增长态势③。伴随两岸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臻完善，两岸数据跨境流动的物质基础持续巩固，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社会认同、国家统一等综合效益将愈发明显，如何完善促进两岸数据跨境合作的政策制度体系，推动两岸数据跨境规则衔接终成无法回避的现实课题。为此，本文以两岸数据跨境规则衔接的重要性为切入点，多层次分析其对国家、产业、个人的作用，随后多维探究两岸数据跨境流动在依据、监管、权利保障方面的制度障碍，最终提出单方主导、双方联合、第三方协调相结合的两岸数据跨境规则协同衔接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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