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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与新挑战

http://www.CRNTT.com   2014-12-22 09:58:42

中国15岁至64岁的人口，在2010年达到74.5%高峰，劳动力供给来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情况虽然还没有转变成劳动力短缺，但却意味着中国已经用尽了其“人口红利”，并在一系列劳动力密集制造业活动中失去了比较优势。 　 除了不利的人口结构，市场改革初期，靠进口新机器和配备所带来的技术改良提高生产力相对容易。但这种生产力提高方法很快消失，所以低增长是无可避免的。 　 从日本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的经验来看，高增长结束的特征，是增长率突然下跌到5%或更低。中国目前还能维持其有力的增长潜能，主要原因是其更巨大的内部动力，即中国内部许多地区，仍然渴望增长和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结构性因素，中国经济的放缓也是政府政策的刻意结果。习近平大力打击贪污和寻租行为，在巩固他的权力的同时，也在短期对经济增长造成“附带损害”。比如，习近平的反奢华规定，包括官员出差、宴会和其他利益，显然减少了国内消费。各层次政府的反贪调查，给官僚体系带来了不稳定，造成政府官员的不作为，甚至造成政策瘫痪，尤其是在地方上。 　 习近平的整体改革方案也同样带来了“短期痛苦换取长期利益”的取舍，尤其是在金融改革方面。在实行去杠杆化措施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和影子银行的问题时，政府也制造了压缩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 经济增长从量到质 　 有关经济增长的最重大新政策，是政府对经济增长性质看法有根本的改变。邓小平于1979年推行改革，为中国取得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即“致富光荣”和“发展是硬道理”。随后，中国经济决策者便一心一意，甚至盲目不顾代价地追求GDP增长。 　 这带来了超过30年的双位数增长。中国2013年的人均GDP比1979年多约100倍。然而，这种对GDP增长的盲目追求（GNPism或“国民收入主义”），也导致许多社会代价，包括收入高度不平等（基尼系数0.48），和严重的空气及水污染。 　 习近平显然决定摆脱中国长期以来以GDP为目标的增长策略。因此，指示收集中国GDP数据的国家统计局，采取步骤终止“GDP至上”的做法，改变其计算GDP的传统方式，更加注重其他“质”方面的增长。 　 中国未来的经济表现，不会由单一GDP指标的改变决定。从现在开始，其宏观经济政策将更着重全面的目标，如稳定的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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