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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裸官”简史

http://www.CRNTT.com   2012-03-10 09:10:15

2008年：认识“裸官”  　　从已知的信息分析，“裸官”一词出现于2008年，他的首创者———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的原话为：“裸体做官”。  　　当年6月底，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被判12年，媒体报道他的妻儿2002年就已经移民加拿大。  　　几天后，周蓬安发表名为《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的帖子，将庞家珏这样妻儿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国内做官的人称为“裸体做官”。  　　这一提炼，在此后的落马官员的身上，找到了共性。如果回顾此前的反腐案件，“裸官”案例还可以追溯到几年前。  　　2006年，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在被纪检部门约谈后，在一张纸上写了一段话，旋即潜逃美国，与妻女团聚。  　　这段话，为“裸官”的后果做了注脚：“我勤奋为党工作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已经远走高飞，你们就不要再费劲找我了。”  　　在不同的媒体报道里，那段写给省委领导的话也有不同的版本，而这个“远走高飞”版传播最广，一个早已“让家属先走”、做好出逃准备的“留守官员”形象跃然纸上。  　　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多起。而就在周蓬安2008年7月初提出“裸体官员”后仅3个月，就出了杨湘洪事件，这位当时的温州市鹿城区书记在率团考察法国时，突然“腰突”病复发，滞留不归，“裸官”一词伴随着杨湘洪事件的海量报道从网络进入传统媒体。  　　舆论争议“裸官”的同时，体制内的官员对裸官以及裸官危害却看法不一。  　　2月17日晚，《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发了一条微博，说他本人不认识一个裸官，引发热烈讨论，转发4000多，评论近3000，其中讽刺与质疑较多。  　　这条微博内容为：@胡锡进：经常在微博上看到骂声：官员们的子女家属都跑西方去了，中国利益已经攥在西方手里。这是胡扯。官员子女去西方留学的确实不少，但这是中国留学大潮的一部分。这些子女大部分都回国了，留居国外的没有超出其他群体的正常比例。子女和家属都在国外定居的裸官，我本人一个都不认识，他们在体制内混不下去。  　　第二天，胡锡进回应质疑，“不敢说裸官没有，但他们得藏着掖着，一旦被发现会很麻烦，而且别想再提拔，别想当主官。我不相信现在裸官现象很普遍。”  　　又两天后的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发布《中国法治蓝皮书》，其中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显示，38 .9%的公职人员认同配偶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对这一问题公众的认同度为34 .2%；46 .7%的公职人员认为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其中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均超过半数（53 .3%、53 .4%、51 .7%），有媒体打出标题：《半数省部级高官认同子女入外籍》。  　　虽然“认为可以”并不意味着已经这么干了或者准备这么干，而只是一种态度，但这个载入了《中国法治蓝皮书》的调研报告还是让舆论一片哗然。  　　“社科院说普通公职人员、公众里面30%多认同裸官，这个我很不认同。”2月27日，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他认为公众对“裸官”十分反感，不可能有34.2%认同。而对于普通公职人员来说，仅从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的角度考虑，也不会愿意把配偶送出国，“更何况从经济上也负担不起”，周蓬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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