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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互为镜像的两千年

http://www.CRNTT.com   2011-03-17 14:01:04  


  中评社北京3月17日讯/传说中,为秦始皇率领童男童女海外寻仙的徐福,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去了日本。所以,其后在日本岛上生活的居民,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徐福一行的后人。

  这一传说是否为真,并无确论。但中日文化发展在早期的时间差距,的确非常醒目。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候,日本还处在新石器时期的绳纹时代。

  古代中日的渐行渐远

   教科书教导我们,摊开地图,可以看到日本的文化中心,从古至今,在不断从西向东迁移。早期,最兴盛的是靠近中国与朝鲜之文化核心的九州,因为这更方便日本吸收中国和韩国的文化养分,之后,文化之都向奈良、京都、江户(东京)转移。很显然,这一文化中心从西到东的迁移过程,也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不断打造“自我”之主体性的漫长过程。

  在日本尚无自己文字记载的年代,要寻得当时的故事,只能到中国或朝鲜的典籍里去找。在《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弥生时代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故事。当然,在那个时候,“日本”这个国名,都尚未出现呢。

  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各方面寻找中国印记,这当然并非难事。武士的起源,与日本对唐律的借鉴,息息相关;“天皇”的名号,也由唐朝来。国人皆知遣唐使,而日本也在唐末停止派遣遣唐使,固然这是多种原因综合的结果,但也呈现出日本力图疏离于中国文化的尝试。所谓“大和绘”,及其独一无二的“脱顶鸟瞰”、“一抹眉目”的手法,乃是要在中国画 (“唐绘”)之外,另辟蹊径。鼎鼎大名的《源氏物语》,带来一个问题,为何在紫式部生活的平安时代,重要的小说都是女性所写?英国学者Ivan Morris在The World of the Shining Prince: Court Life in Ancient Japan一书中指出,这关涉到“空间”与“语言”的性别。其时,“内外”、“公私”领域划分严格—男人在外部/公共空间中工作,女人在内部/私人空间里徜徉。男人们用汉字写正式公文,女人们则因有闲暇,又无公事羁绊,得以使用汉字之外的另一种书写系统—创作!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一原初颇为“性别化”的额外空间与语言实践,促进了日语逐渐削弱汉语影响的独立发展,为日本之民族、文化及其自我意识的增长,提供最重要的基础—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指出的,语言,乃是“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的重要媒介。

  在前现代世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日本在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对“自我”的不断追寻(从中国习得,又力图发展自己的语言、绘画、文化),以及对中国影响的摆脱。德川幕府时期,统治者即开始拒绝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现代,先生/学生的关系更加翻转,而中日之间,还有一个西方。按照日本思想家竹内好《何谓近代》中的说法:“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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