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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

http://www.CRNTT.com   2020-04-20 00:05:17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讨论国家形象问题很多时候与建构主义、身份认同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对日本的身份定位，长期以来就存在着两种大的意见，一种是属于联合国五常一样的大国。在一些西方现实主义学者的统计分类中，冷战结束以来至2010年的日本属于大国序列，和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中国等5国一样。〔39〕另一种则将日本界定为中等强国（middle power）一员，比如批判主义理论家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早在1989年就提出日本属于中等强国阵营，其地位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一样。〔40〕如果考虑到当时绝大多数学者都在分析日本如何做一个“政治大国”和日美共治，考克斯的这个观点的确是令人惊讶的。尽管“中等强国”与“超级大国”这两个术语都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前者的发明者是加拿大学者，后者则由美国学者构造，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中等强国”的定义没有达成一致，20世纪90年代初的分析表明，诸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都可以算作是中等强国，《大英百科全书》直到2015年10月才有“中等强国”的单独条目。目前的一个共识是，衡量标准从物质性力量转化为外交政策能力和角色扮演能力。〔41〕从发展趋势看，虽然安倍政府还在强调日本扮演领导性角色，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但日本学者越来越多地使用“中等强国”概念分析日本的外交政策。〔42〕需要注意的是，两者的交集在于外交政策能力，而不是物质性力量，或者说更注重物质性力量的转化能力。 　　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中，早期也曾反复在大国和周边国家来回定位日本。例如，2011年11月底，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一次讲话中，曾把中日关系归结入“促进与主要大国关系稳定发展”的部分。〔43〕十八大之后，中国外交部在讲述大国关系部分时，基本只有俄罗斯、美国和欧洲，日本的位置不够清晰。一方面，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下旬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中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44〕就此而言，日本毫无疑问是周边国家范畴。另一方面，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一带一路”也被放置在周边外交板块。而当时中日关系并没有转圜，日本并不被纳入“一带一路”范畴，因而也可以说又不属于周边国家。2013年底，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一次讲话中描述大国关系时，已经不纳入日本，但首次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作为一个影响因素纳入其中。〔45〕 　　由此可以推断，中国领导人在分析大国关系时，侧重于国际格局、国际力量对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对大国的研判标准也在变化，至少在综合实力地位上与自身的体量相当，不一定是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也可以。自2012年底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后起，中日经济力量对比不断往中国偏移，日本似乎无这种让国际格局失衡的能力。日本学者也开始用“大国”来描述，并且对中国的外交行为进行价值判断。〔46〕而有印度学者则尝试建议，在美国逐渐丧失对地区安全的主导权以及中国日渐崛起之后，日本和印度都应摆脱“中等强国”身份，争取自己的利益。〔47〕鉴于“中等强国”概念的模糊性和多样性，如果日本能够进一步做一个全球性中等强国，在外交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也是不错的选择。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大国、周边、发展中和多边是四个支柱。如果换一种方式表述，作为周边板块中的日本和印度，当然也可以有多个身份，比如“全球性中等强国”。 　　结论 　　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全球性流行病，对受灾国政治经济和全球化的影响十分深远，自然也将进一步改变国家间力量对比和相互依赖关系的模式。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表现可圈可点，表现出制度优势和领导力，将社会利益和国际利益融入国家利益之中，不仅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树立了标杆，而且增强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身份认同。 　　东亚的历史和智慧告诉我们，一次重大的危机往往也蕴藏着重大的机遇。在新冠疫情还在蔓延的情形下，除了要扎实做好国内的工作，也要审时度势，积极谋划外交战略。对于中日关系而言，物质性力量的天平已经倾斜，但是在身份认同、观念建构和规则塑造方面仍大有可为，双方应互相学习，共同应对各类危机，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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