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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

http://www.CRNTT.com   2020-04-20 00:05:17

三、新冠疫情与中日身份认同的进一步转变 　　尽管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日本舆论有过一阵子与西方类似的污蔑中国的声音，但很快随着日本也陷入疫情而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日双方合作应对疫情的情形。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也有民间因素的助推。无论是从经济力量对比、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还是从中国外交所展现出的充分的国际合作姿态，再加上社会因素的发育，中日关系走上协调合作的大方向不会改变，甚至还会进一步强化。 　　从力量对比看，当前中国已被公认为是与美国可以相互竞争的大国，日本将加速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外交范式中走出来。在日本对外政策研究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两种描述日本对外政策动力的竞争性声音，一种是以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肯特·考尔德为代表，认为日本经济政策的改变主要受到美国的驱动，是一种反应式的外交。〔29〕另一种则是以日本学者通过分析日本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展示自主性的外交。〔30〕经过多年的辩论之后，21世纪初的学术界仍未就日本外交政策变革方向达成一致，虽然日本已经失去了问鼎霸权的迹象，但日本也没有完全失去自主的能力。〔31〕正如图1所示，进入21世纪初之后，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迅速拉大，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60%下跌至不足40%，此时日本从整体权势地位上已经失去了与美国谋求地区权力的实力。然而，在这个阶段，人们仍然怀念日本在货币领域对美国霸权的挑战经历，与自主和反应式外交辩论相对应的是“挑战者”和“支持者”的身份定位难题。〔32〕 　　随着美日实力地位的进一步拉大，日本的定位则变成更加支持美国建立的秩序，彻底从“挑战者”变为“支持者”。2015年，在安倍首相发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声明之前，作为“20世纪历史和日本在21世纪的作用及世界秩序谘询小组”主持者的北岗伸一发表了总结性的论述，认为二战后70年来的日本外交总体上呈现出“从挑战者到支持者”的线索，在展望21世纪日本的角色时，居首位的是联合国改革，认为目前的安理会陷入瘫痪，日本建议扩大成员数目和修改否决权。〔33〕在日本看来，约束日本外交变得更加富有进取心的障碍不是美国，而是美国日渐失去控制力的联合国。如果瞭解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上，中国与日本的意见分歧仍然很大，就不难明白北岗将这一条作为首要因素背后的深意，中日加强合作有可能缓解日本的这一约束。 　　与北岗将战后70年日本外交定义为从挑战者转向支持者不同，猪口孝则以15年为一个阶段概括战后日本外交的5个阶段性变化:赞成联盟与反对联盟（1945-1960年）、吉田路线还是免费搭车（1960-1975年）、美国的系统性支持者（1975-1990年）、全球民生大国（1990-2005年）以及全球普通大国（2005-2020年）。按照猪口孝的逻辑推理，在2005-2020年间，美国仍然是等级体系中的首要大国，美国治下的和平仍将持续，“任何关于日本能在多大程度上恢复正常权力地位的讨论，都必须牢牢地放在其与美国关系的背景下去考虑”。而所谓“全球普通大国”，最实质的一点是在维持美日同盟的基础上，提升日本的权力地位，主要政治途径是改革联合国和修改宪法。〔34〕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学者讨论美国相对衰落前景时，理查·罗斯克兰斯也曾提出“美国作为一个普通大国”的口号。〔35〕因此，无论是北岗还是猪口孝，其实都反应出一个现实，一个实力地位下降的日本（普通大国）更要坚持与强者为伍。 　　当美国权势地位相对下降，中国力量相对上升时，日本就可以分出不用于隐忍、平衡美国的一部分力量，而是以一个支持者而不是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参与中国的崛起。中国学者的分析表明，2012年以来的安倍政权在外交安全领域，“相对于美国的自主独立意识和政策举措都明显走强”。〔36〕有论者认为，与其说日本实行对冲，还不如说是传统的平衡战略，日本加强了本土威慑能力、支持美日同盟，同时增进地区安全关系的多样化。〔37〕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种自强，主要是日本安全战略谋划中日益考虑中国角色的结果。更年轻一代的日本学者提出，传统上美国是日本形成自我意识的参照系，而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成了日本民族主义的焦点”。但与美国呈现出自由、民主形象不同，中国作为他者的形象是不民主、不愿意遵守国际规则的“消极者”。〔38〕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展现自信、合作与开放的姿态，那么这种意向是可以进行修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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