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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反思中国多边主义外交

http://www.CRNTT.com   2015-02-03 10:27:03

第二个群体可以说是现实主义派，或者机会主义派，他们对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抱有怀疑态度，既不想放弃这个对他们有利的机会，但又对之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群体里，也包括那些深受美国影响的国家，例如韩国。韩国在经济方面和中国的整合性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但战略上高度依赖美国，美国仍然能够轻易影响韩国的决策。第三个群体便是亚投行的支持者，大多数都是发展中甚至是落后国家，他们迫切希望通过丝绸之路建设来发展本身的经济。对这些国家应当实行不同的政策。 　　但因为对不同国家情况了解不够深入，不能有效地分析和判断它们可能的反应，中国方面往往使用“一刀切”的方式，不分情况，全面推广。不难理解，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强化政策知识储备 　　更严重的是，决策者和政策研究者对有关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分布没有足够的认识，往往造成重要的决策失误。经常的情况是，有很多国家尽管还不是民主，政权仍然具有权威主义性质，但反对力量以不同方式存在着。这些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力量，对周边的大国又抱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和政策，例如一些亲华，一些反华。同时，正如中国，其他大国也在努力影响着这些国家。因为没有足够的政策知识储备，中国方面在没有考虑到反对力量的情况下，往往和现存的、亲华的政治力量达成诸多协议（包括投资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旦现任领导被选下去或者因为其他情况下台时，中国就没有任何机制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几年前，中国在缅甸的项目就遇到这种情况，近来在斯里兰卡也面临类似的不确定性。 　　因为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实践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交些学费也属正常。不过，中国可以少交学费，因为中国的外交行为仍然有巨大的改进空间，通过努力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上述这些情况。 　　首先是要重视话语权的建设。在主权国家时代，各国都具有强烈的主权意识，缺乏有效的话语权，无论是双边外交还是多边外交，中国“走出去”就会困难重重。作为软力量的“话语权”，至少可以让他国相信，中国的做法是符合双方利益的。要建设有效的话语权，就须要改变具有浓厚“说教”色彩的话语，多从具有“普世价值”的工具箱中寻找话语。当然，这里所说的“普世价值”并非是西方的价值，也包括中国本身所具有的“普世价值”，例如开放、和谐、包容、平等。 　　其次，在“走出去”战略的操作层面，中国必须提高操作者的专业主义精神，多采用符合现存国际标准的方式，例如利用市场机制、基于法律之上的“信任”、透明的治理结构等，抛弃国内经常使用的“人际关系”、黑箱作业等政治方法。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内部各角色的整合和协调。中国对外方面很多问题，都是内部的各个角色互相恶性竞争的结果，而不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竞争的结果。早些年和澳大利亚铁矿石公司的关系是这样，今天在海外各个工程的招标也是这样。中国现在很多技术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差多少，但内部的恶性竞争导致了自我过度低价化。当价格低到超越经济理性时，尽管没有了外国公司的竞争，但造就了当地社会的政治问题。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来质疑，为什么中国的公司出这么低的价格？他们要不怀疑中国的战略意图，要不怀疑中国和当地政府存在着具有腐败性质的交易。这反而使得中国蒙受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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