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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高玉伦亲戚“大义灭亲”

http://www.CRNTT.com   2014-09-15 11:24:19

但假如高玉伦回到的是自己的家呢？ 　　假如，高玉伦回到自己的家，他的儿子该“大义灭亲”吗？ 　　高玉伦在逃跑中，曾给自己的儿子打电话，作一个假设，如果高玉伦回到自己的家想吃顿饱饭，他自己的儿子又该如何选择？如何面对这强烈的法律和伦理冲突？ “亲亲相隐”有其价值 　　以大义灭亲为题材的连环画曾非常流行，人们对此往往不认同 　　在许多人看来，面对这种情况，“亲亲相隐”这种孔孟时期就传下来价值取向是应然的选择。认为强迫犯罪人的亲属中的知情者来举告其罪行，这必然会破坏人与人之间最为真诚和可靠的信任与关怀，进而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可怕的隐患。面对犯罪的亲属，尽己所能为其隐匿罪行、摆脱刑罚，是人之天性使然，中国古代的法律对此往往也予以肯定，不予处罚。如汉宣帝地节四年诏令所言，“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而在文革时期，夫妻、父子互相告发的惨痛记忆，也让人们更理解“亲亲相隐”的价值，对“大义灭亲”则倍感怀疑。 　　在现代社会，这种理念的确也有其价值。不妨看一个具体的案例：一位十二岁的少年，在发现父亲有盗窃行为后，毅然向公安机关举报。父亲被逮捕后，少年也同时失去了生活来源，他的母亲恨他，把他拒之门外，亲戚、邻居反感他把自己的父亲送进监狱的行为，拒绝提供帮助。公安部门只好与当地政府协商，由政府提供他每月的生活费直至长大。由此可见，“大义灭亲”往往是有极高成本的，从理性人的角度来说，人们更愿意遵循“亲亲相隐”。 　　但“亲亲相隐”也只能部分情形下视作权利，不代表不违法，更不可视之为“义务” 　　但必须指出的是，将中国古代这种“亲亲相隐”的观念认定为犯罪是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 　　首先，亲亲相隐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这一犯罪的本质特征。亲亲相隐多表现为给予涉罪亲属出逃资金、提供隐蔽场所或者帮助毁灭证据、处理赃物等行为方式，是积极的作为型犯罪。它无疑妨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导致司法成本增加，案件侦破时间增长，被害人受损的权利难以得到恢复等结果。而被害人的权利长期得不到保护，受损的社会关系长期得不到修复，容易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其次，定罪体现了法律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性态度。正如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亲亲相隐所反映的毕竟是人性中“损人利己”的一面，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法律对其立场本应是限制，只是基于事实上根本无法限制或限制不了，所以只能规定一些不予鼓励的原则性规定，或者无为一点，不予规定。而不能从无为走向肯定，将“包庇、窝藏犯罪亲属、帮助转移赃物、伪造证据”等行为合法化。“法无禁止即自由”，如若亲亲相隐不为罪，等于在鼓励“损人利己”，鼓励人性中“恶”的进一步蔓延，进而起到鼓励犯罪的作用。 　　因此，多数情况下，“亲亲相隐”都是被视为违法的，而把“亲亲相隐”视为一种义务，则彻底违背现代的法律观。 　　那么，亲情、天性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按照现代的法律观念，亲亲相隐只能在部分条件下视为一种权利，比如不少西方国家规定可以在亲人犯罪的问题上拒绝作证，又比如我国司法解释规定“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以不认为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以及前述的“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作为证人可以不强制到庭作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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