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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新闻的命运

http://www.CRNTT.com   2013-08-23 12:01:32

调查新闻基金希望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创始人之一尼克.派尼曼说：“互联网是未来的电视频道。”调查新闻基金的网站尽可能多地使用视频和多媒体手段。高级编辑克里斯汀.斯波乐说：“我们每天早晨起来思考的都是，如何用最好的多媒体方式来报道一条新闻？”大约30%的新闻具有视频因素。这样做的目的是吸引那些“想看新闻、但不一定读长长的报纸故事的读者和观众”。而且，很重要的是，视频必须是哪怕在iPhone上看都很干脆利落，因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用所有可能的方式”使用智能手机，包括跟新闻、读书和看视频。 　　挑战在于，如何混合利用文本、视频和幻灯制作新闻，同时最好地利用公民记者。公民记者的作用是提供拼图中所缺少的那一块，时常是记者都不知道自己在寻找哪一块。 　　七、公民新闻的助力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公民新闻。对于一些人来说，“公民新闻”是一个矛盾词，公民不可能是好的新闻生产者。很多专业的编辑记者渴望回到旧时光，那时主要的报纸决定什么新闻是“适合刊登”（fit to print）的，并且几百万读者都相信报纸的判断。现在，通过网络，你得到“一切新闻”（all the news），不管它适不适合刊登。对于像安德鲁.基恩这样的怀疑者来说，这种民主化创造了一个问题，即一大堆平庸的人聚集起来，驱逐好的东西并困扰消费者。在他的《业余拜物教：今日互联网如何扼杀我们的文化》（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一书中，基恩指出用户生产的内容正在破坏新闻业以及整个社会。对于基恩来说，“在内容的创作者和内容的接收者之间层级越多越好，因为那意味着更多的编辑、修正和改进。” 　　光谱的另一侧是乐观者们，他们是“别担心，终会真相大白”一派。科迪.布朗指出人人都处在分布式网络中，这将在维护质量方面比传统媒体做得更出色。他说：“新闻是重要的。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把它交给市中心某间办公室中的一群人是并且一直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话当然是化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曾经说过的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单由军人来决定。” 　　社交媒体这样的新技术应用，无论是在通信手段上，还是在获取信息的能力上，都对调查性报道产生了重要影响。记者由此得以更广泛地联系全球性的消息源。今天信息唾手可得，但在过去可能意味着极为困难和漫长的历程。然而最重要的改变不止于此。在记者利用社交媒体广泛散播其所发现的信息的同时，其他人有机会帮助记者做好调查性报道。新闻因此变得更像一场对话：发表的新闻不是最终产品，而只是产品的第一版，人们不断地帮助记者改进它。 　　尽管公众不想用他们的税收来帮助报业，很多人却愿意积极地帮助报纸创造一种高质量的产品。看看英国《卫报》在2009年英国政治家费用丑闻事件当中所做的事情。《卫报》的竞争对手《每日电讯报》每天都在头版上揭露那些骇人听闻的有关选举获胜的官员站不住脚的花费。作为对公众愤怒的回应，政府宣布在线公开超过100万份扫描的文件和收据，而这是足以淹没任何新闻机构的数据海啸。 　　《卫报》深感落后于《每日电讯报》的抢先报道的耻辱，它开始请求读者帮助筛选这100万份文件，并找出仍未被披露的渎职行为。报纸的网站上开始运行一个开源软件，允许读者一个个检查记录并把收据用四种方式归类：“感兴趣的”、“不感兴趣的”、“感兴趣但是已经知道的”、“调查这个”。超过两万名读者做出了贡献。17万份记录在80个小时内就被检查完毕。《卫报》在头版设置了一个进度指示器，让研究者分享一个共同的目标。随后，它又开发出一个业绩最佳志愿者的名录，这进一步为志愿者增添了动力。当《卫报》为每一个收据都配发了一幅下议院议员的照片时，读者的反应骤升。报社甚至从亚马逊租赁了便宜的服务器空间来处理最初的雪崩式的的关注。报纸最后的现款支付：少于150美元，成本低而收效大。这种创新帮助报纸与它的读者建立了一种更为融洽的关系。结果就是，在数字时代，调查性新闻不需要变成一种牺牲品。实际上，创造性地思考如何进行传递的新闻机构，有办法比任何时候都能传递更多的调查性新闻。 　　（本文原载《新闻记者》2013年第8期，由作者授权虎嗅网发表。原文链接http://www.huxiu.com/article/191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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