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中国历史激活香港电影？

http://www.CRNTT.com   2010-04-26 10:42:25

金像奖最大赢家《十月围城》营造的历史真实感普遍为人诟病 　　中评社北京4月26日讯／香港电影人的整体问题：他们无意探究历史的真相与本质，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戏剧场境。结果他们的电影只有历史的场景、背景和气氛而没有历史的真实与质地。诚然，写历史而不写人性，就像只有一只翅膀，又如何飞得起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香港电影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一套真正的大叙事杰作：香港电影对历史欲迎还拒，结果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南方网今日登载文化评论家林沛理的评论文章“如何让中国历史激活香港电影？”，其内容如下: 　　今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大陆和香港合拍的大制作、赛前获得破纪录19项提名的《十月围城》成为最大赢家，共囊括最佳电影及最佳导演等八项大奖。香港的媒体普遍认为，《十月围城》的获奖合理，因为这部电影对业界的意义重大，堪称合拍片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监制陈可辛吸收了《投名状》开拓得来的成功经验，与导演陈德森将合拍片的主流历史题材渗入了香港元素——故事发生在1906年的香港，孙中山要前来与十三省革命党人商讨起义大计，清廷得悉，派一批杀手来行刺孙中山，一群无名英雄不惜牺牲性命来保护孙先生。 　　对此我无法苟同。不管《十》片在大陆得到多少观众的错爱，在香港得到多少影评人的过誉，我始终认为它是一只迷路的猫而非领头羊，一个应该汲取其失败的教训，而非学习其成功的模范。回归逾十年，香港的创作人仍然在摸索和犹豫，为重新塑造香港的文化身份而苦恼。香港的艺术、文化和作品究竟应该继续“轻”下去，还是已经到了必须增加“重量”的时候？如果对香港人来说，中国的历史已经无法逃避，它如何可以被转化为一种激活香港文化的灵感或者刺激？在这个改造和重新确立香港主体性的过程中，香港的电影工作者无疑扮演一个先行者的角色。不少香港导演从九七开始就刻意在作品之中加入恢宏叙事的元素，藉以确认和彰显香港已回归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在这方面，陈可辛无疑是表表者。 　　他三年前拍的《投名状》不是张彻《刺马》的重拍或者抄袭，而是忠于香港人处境和时代精神的《英雄本色》。它将抽象浪漫，置身于历史以外、与现实没有明显交涉的英雄主义，套上脚镣和手铐，押解回兵荒马乱的中国历史场景之中，让我们瞥见了神话背后的真相，以及隐藏在英雄内心深处的软弱、残暴、虚荣和愚昧。 　　影片里面的李连杰、刘德华与金城武虽然兼备传统的英雄素质与悲剧性缺陷，但与其说他们是反英雄或者悲剧英雄，倒不如说他们更像另一出上世纪80年代港产片《书剑恩仇录》里面的主角陈家洛，都是给历史去了势的“零余人”。不管他们在战场上怎样奋勇杀敌，也无论他们立下多少汗马功劳，三人到底只是三只为朝廷卖命的鹰犬，像木偶一样被权力的无形之手尽情操纵和玩弄。在政治和历史的大舞台上，李连杰、刘德华和金城武只是三个跑龙套的小角色。他们的慷慨激昂是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是盲目、无意义的牺牲。到最后，他们的自相残杀不过是应验了中国历史上那条“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手足相残定律。 　　的确，《投名状》散发着一种中国历史的血腥味，除了它的杀戮场面呈现出战争的写实多过武侠的浪漫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正视和呼应了中国近代史一个关键事实：当权者的双手总是沾上血迹的。如果九七之后香港电影要老老实实地面对中国历史，便没有可能再拍一部像《英雄本色》那样天真得近乎无知的英雄片。“我们都回不去了”，这种纯真的消逝是香港电影回归以后丧失其独特性和主体性的深层心理原因。《投名状》令人动容，因为它是一出当天真遇上历史而产生的英雄片，是香港电影向历史的纵身一跃。 　　可是在《十月围城》中，陈可辛与导演陈德森却又“忽然天真”起来。片中饰演孙中山革命同志陈少白的梁家辉，向曾经是他学生的满清大将胡军说：“你的成绩优异，但头脑简单，难成大器。”这也是《十月围城》应得的评语：影片制作的认真与它构想和创作概念的儿戏，甚至幼稚，完全不成比例。影片有一幕，写造型奇特、武功最高的义士黎明力抗一众刺客，全场讪笑之声此起彼落。这不是因为黎明公子哥儿的形象太深入人心，而是用以一挡百的武侠和功夫片笔触写中国历史，还要是近代史，实在太过贻笑大方。诚然，武侠片/功夫片作为电影类型，其与现实抽离的程度，注定了它无法承载得起历史，甚至任何有真正历史重量的题材。在这方面，许鞍华23年前的《书剑恩仇录》也许是一个无法复制的奇迹。《十月围城》写武功盖世的胡军一路追杀孙中山，最后被手无缚鸡之力的梁家辉的几粒子弹了结，成了它对自己怪力乱神、荒诞不经的最不自觉，但也最一针见血的嘲讽，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泄露玄机。 　　这一切，当然有它的商业考虑。影片义无反顾追求的是娱乐价值，而不是历史价值。不过依我看来，香港导演无法驾驭历史题材，跟他们只能透过像雾又像花的浪漫镜片来看历史大有关系。影片将烈士和刺客拍成是忍者和身怀绝技的少林寺俗家弟子，又将朝廷命官塑造成《龙门客栈》式的邪派高手，反映了制作人的武侠想象力过剩而历史想象力不足。他们应该沾手的题材，是义和团的起义而不是孙中山的革命。 　　这其实是香港电影人的整体问题：他们无意探究历史的真相与本质，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戏剧场境。结果他们的电影只有历史的场景、背景和气氛而没有历史的真实与质地。诚然，写历史而不写人性，就像只有一只翅膀，又如何飞得起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香港电影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一套真正的大叙事杰作：香港电影对历史欲迎还拒，结果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