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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催生“特供奢侈品”

http://www.CRNTT.com   2010-04-24 11:02:34

“超烟”生产欲 　　如程永照的定义---超高档烟，才是“天价烟”的学名。 　　烟草业主管部门按照调拨价的高低将卷烟分成五类，一类烟的档次最高，不含税调拨价每条500元以上的归入此类。零售价格在每条200元以上的卷烟产品被认为是高档烟。 　　但程永照认为，200元的区分线已太低。他将每条200~400元的划为“低端高档烟”，“芙蓉王”、“玉溪”等为代表；每条400~700元的为“中端高档烟”，如“中华”、“苏烟”等；每条800元以上的是“超高档烟”，即俗称的“天价烟”。 　　程永照说，“超烟”的源头可追溯到1956年上海烟草集团生产的“熊猫”特供烟，但大规模的市场启动是在2004年完成的。这年4月，“熊猫”上市面向大众，随后，常德卷烟厂的“钻石芙蓉王”、武烟集团的“黄鹤楼1916”、长沙卷烟厂的“特制珍品白沙”等牌号卷烟也相继亮相。 　　这年，复旦大学副教授陶明的博士论文已经收尾，他研究的课题是“专卖体制下的中国烟草业”。炙手可热的“超烟”部分在论文中缺失是个遗憾，但他后来想明白了，“天价烟并非是应市场规律而生的商品，更像是特殊国情下的怪胎。” 　　“这背离了烟草专卖的基本特征，卷烟的生产应以满足基本消费为主，”陶明告诉本刊记者，“烟厂在利益驱动下，有旺盛的天价烟生产欲。” 　　红云红河集团总裁的一句话反映了生产者的这种欲望，他说：“一支高档烟的价钱等于一碗过桥米线，贵是贵了点，但却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然而，“国家不可能下达天价烟的生产计划，所谓天价烟很可能是占用了高档烟甚至是中低档烟的配额。”陶明分析说，“烟市如同楼市，中央在拼命地调控，地方仍然捂着利益不放。低档烟利润低，烟厂往往是为了完成任务才生产低档烟，国家有时不得不贴钱鼓励烟厂生产低档烟来满足最大烟民群体的需要。” 　　“弃低就高”的产销策略放弃了低端烟民市场，与此同时，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烟农却没能从越来越高的烟价中分得更多的羹。 　　“一些农民抱怨他们宁愿将烟草倒进河里也不愿被迫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更糟糕的是，即使他们知道邻县或邻镇的收购站能提供好价钱，也不能卖出去。”陶明在走访中发现，“县政府在烟草收入方面竞争激烈，收获季节，县政府在高速公路上设置路障，甚至在乡间小路上都设有岗哨盘查点，一旦发现农民有外卖倾向，货物全部没收。 炫耀性浪费 　　有价格，无品牌，是中国天价烟的尴尬。已被捧成奢侈品的天价烟，在国际市场上并无知名度。 　　“现有的中国卷烟品牌中还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知名品牌，‘中南海’是唯一走出国门的混合型品牌。”北京卷烟厂的乔学文说，“中南海”的品牌策略并不走高价路线，而是大力塑造“科技创新生活”的形象。 　　陶明的观点是：采用高价定位对品牌建设没有任何帮助。 　　实际上，中国烟草业形象在国际上得了负分。 　　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将“烟灰缸奖”颁给中国，颁奖词为“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 　　这部公约已生效4年，2011年，缔约方应实现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全面禁烟，而天价烟的消费主要是在公务活动场所。就受此公约的约束而言，天价烟首当其冲。 　　民意对天价烟的不满是与痛恨腐败联系在一起的。 　　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克霆说：“天价烟似乎是为权力量身定做的。这种小打小闹的腐败往往被忽视、被容忍，应将严禁公款买烟从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 　　他说，现在一些官员奉行消费主义，天价烟既是一种炫耀性消费，更是一种炫耀性浪费。 　　“掐灭公烟和天价烟，既能对国内的老百姓有个交代，也能对国际社会有个交代。”戴克霆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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