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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群体性事件成执政最大挑战

http://www.CRNTT.com   2010-01-26 09:56:55

这和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关。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到1978年，这30年我们以政治为中心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结果经过“文革”的冲击，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从1978年到2008年是第二个30年，这30年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第三个30年是从2009到2030年，国家的发展重心转移到了社会制度的建设。而其中，从2010到2020这十年最为重要。 　　同时，中国社会也进入了艰难转型期，社会矛盾急剧增加，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框架的建设来规范社会行为和政府行为。这也是从现代化走向现代性的重要阶段，社会必然要经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过程。因此处理好群体性事件非常重要，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瞭望东方周刊》：未来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都有哪些？ 　　竹立家：中国未来面临的五大问题，都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触发点。 　　第一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这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出现了背离； 　　第二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会引发不安和动荡，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第三是腐败，腐败永远是人们对政府意见最大的地方，现在的腐败已经从腐败事件转化为一种腐败文化，这是很危险的，未来10年，国家反腐成效的好坏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第四是就业问题； 　　第五是社会信任感的丧失，这种不信任充斥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各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而这恰恰是一个国家的软价值，信任感缺失，足以给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地方一把手还没有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消息的意识 　　《瞭望东方周刊》：国家行政学院也曾开设过关于应急管理的课程，通过实际接触，你觉得现在各级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怎样？ 　　竹立家：我觉得普遍来讲，党政干部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不足，从石首事件和瓮安事件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从内容上，危机分为三种：第一类是社会矛盾诱发的群体性事件；第二类是突发事件，比如矿难；第三类是自然灾害，比如汶川地震。其中，群体性事件的处理难度是最大的，因为每个群体性事件诱发的社会矛盾的节点不一样。 　　拿瓮安事件来说，首先，政府处理事件的程序和过程不透明。涉及群众情绪的事件，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公开事情的全过程，避免谣言的出现和散布。任何群体性事件都是伴随着谣言，所以政府必须成为消息的第一和最终出口。现在地方的一把手，从观念和意识上还没有确立起要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消息的意识。 　　我们国家处于转型期，必然要触发很多利益冲突，发生群体性事件很正常。但是现在的地方官员对群体性事件非常害怕，都觉得会影响政绩，这就客观上提高了信息公开的难度。 　　从公开的方式来说，也缺乏基本的技巧。一个事情出来了，官员应该怎么说，公安局应该怎么说，新闻媒体怎么说，完全没有准备，大家各执一词，造成了舆论场的混乱和老百姓的不信任，更加激化了矛盾。 　　另外处理结果和处理程序要公开，从瓮安事件到石首事件再到三鹿奶粉事件，这些重要节点上，地方政府处置的都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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