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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保守治疆”今难堪用

http://www.CRNTT.com   2014-05-14 09:31:18

二、宗教信仰政策保守。  　　“从前服官甘肃，习知回教底蕴”的杨增新，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在此基础上，对宗教信仰采取了“积极维持现状”的政策，主要表现为：  　　1、只允许教民到官方认定的清真寺里信奉正宗伊斯兰教，而严禁“另立教派、私立门户”， 坚决清除“私立道堂、在家聚徒念经”。杨增新谕令阿訇：“阿洪为传教之人，礼拜寺为念经之地，所教之经，以谟罕默德天经为正宗，自昔至今，由来已久，人民亦各相安，从未有私开道堂秘密传经之事。”  　　2、不准建新、也不准翻修清真寺。他认为，“各属城乡礼拜寺甚多，回缠（对新疆地区信仰伊斯兰教居民的旧称）人民自应入寺礼拜诵经，何得格外复立道堂？即考之回教经典，亦无此项名目”。因此，指令各县知事查封新建之道堂，并将其拍卖，所得钱款归捐建者。  　　3、承认上层宗教人士的世袭的特权。“查缠民笃信宗教，尊重阿洪，为牢不可破之习惯”。公众场合，杨增新座位两边必定是阿訇，以此通过对宗教人士的尊重，烘托对宗教信仰的尊重。与此同时，杨增新对阿訇有两个绝对不允许：绝对不允许阿訇跨地区传经布道，此举从源头避免在新疆出现像伊朗霍梅尼那样一呼百应的宗教领袖；绝对不允许阿訇私自接触外国人。  　　在杨增新的保守宗教政策下，宗教基本上发挥“晓劝回民（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人），遵奉天经，各安本分” 作用。  　 三、经济政策保守。  　　从北洋军阀、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中国的官吏普遍有新建大项目、大工程来标榜现代化的强烈冲动。杨增新是罕见的例外，他认为官方投资的大工业工程近于垄断且易造成亏损，于民生无益。其主政时期，不仅没有发展任何一个大工业工程，反而将亏损的官办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这种不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了让利于民的效果。杨增新时期，新疆的民营轻工业得到了很到的发展，出现了出口创汇企业。如阿图什的穆萨巴尤夫家族皮革厂的产品成功行销欧洲市场。  　　杨增新唯一革新的方面就是吏治。杨增新是新疆近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即没有启用其老乡和门生故吏、也没有让自己的亲属插足新疆事物的新疆主政者。因为杨增新自己清廉公正，所以他能够以国家分裂的后果来警示新疆官员：“念西藏以自治，非独藏人之罪也，我汉官之不肖，迫西藏以自治，而后英人得而乘之也。” 同样，因为杨增新自身的清廉，其开创了“民告官”的“邮禀”举报制。回缠百姓控告官员，只需贴上邮票寄来，无需躬递。凡官员遭举报，轻则立即查办，重则先撤后查，倘若查无实据，不追究控告者责任。  　　与此同时，在大幅度削减官员数量后，杨增新推行“高薪养廉”制度。虽然新疆官僚的薪酬是内地同级官僚的数倍（也有资料称是内地的十倍），但是由于新疆官员数量被大幅削减，整体并没有增加财政支出负担。杨增新曾经自豪的讲“十年以来，从未加赋税，从未借债，人民负担尚轻”。  　　诚然，杨增新治疆并非无懈可击，“从思想到行动的全面保守主义策略”治理新疆，听上去没有“开明治疆”时髦。大陆史学界对杨增新的评价，也基本上停留在《大公报》在杨增新遇刺身亡后的评论上，重复地给杨贴上“保守落后分子”的标签 。 但是，杨增新治疆模式，在即不需要中央财政支持，也无需武装力量维持的情况下，实现了“17年来，新疆各族人民相安无事，没有闹过乱子”。这种即不需要“胡萝卜”、也不需要“大棒”而实现新疆稳定的“保守主义”治疆，不正是新疆实现长治久安需要的政府治理模式吗？  　　作者是中国旅美学者 曾任职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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