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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中国的“边缘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3-04-24 10:37:51

边缘人物改写历史 　　边缘革命的主体必然是边缘人物，这是一个不可被忽略的叙事部分。 　　在1980年代改革史上，以“傻子瓜子”年广久、“承包大王”马胜利、“衬衫大王”步鑫生和小岗村几个农民为代表，从社会最底层脱颖而出，成为那个时期的改革先锋。虽然最后昙花一现，但是他们激活了改革热情，书写了改革史的最初篇章。他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他们身后，是一大批不为人所知的边缘人群，因为各种原因，被体制早早淘汰出局，只能被迫在社会边缘地带寻求生机。中国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就是由这些人开拓出来的。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人民群众何时真正成为过历史主人？决定历史的主要力量还是那些英雄、精英和领袖，人民是在他们的主导下，按他们设计和规定的生活方式生存。惟有上世纪80年代，边缘力量的自发行为推动改革，改写了中国历史。边缘力量是由无数边缘人物组成的，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生存坏境中，依靠生存本能、常识和最低限度的知识，在坚硬的体制外面，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点一点开掘出自己的发展空间。 　　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最近10年，在国家权力大幅膨胀和国有经济大幅增长的同时，社会边缘力量一直在自主运行着。随着时代的进步，它们所要完成的任务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80年代的四大边缘力量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它们共同追求的是经济上的各项权利；而1990年代以来形成的社会边缘力量，有着更广泛的诉求，不仅涉及经济和政治权利，而且涉及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公共服务、慈善捐赠、消费者权益保护、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几乎所有社会领域。尤其是在涉及公民财产和人身权利时，来自边缘力量的抗争，推动了这个时期仅有的一些制度进步。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在媒体人和法律人的推动下，迅速演变为一个全国性讨论，城市遣送收容制度成为众矢之的，国务院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009年的“唐福珍自焚事件”，民怨沸腾，国务院推出了新的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2012年陕西镇坪强制堕胎事件，激发了国人对计划生育制度的广泛质疑，普遍要求终止这个制度。“任建宇劳教案”和其他几个劳教案，在媒体和维权律师的积极干预下，动摇了存续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乌坎事件”的意义更为重大，表明农村领域的改革已从权利进入到权力阶段，农民已经意识到，没有政治权力，经济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进步，来源于底层力量的推动，来源于边缘人物的遭遇和命运。他们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一个偶发事件，他们的悲惨命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进而引发制度变革。他们其实并不是孤立的个体，他们遭遇的苦难和迫害，对所有不享有特权保护的人们都具有同样的现实性。这些边缘人物以他们的受难，唤醒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权利意识，由点到面，从下到上，逐步形成了推动制度进步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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