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

荣剑：中国的“边缘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3-04-24 10:37:51

政府主导的改革和民间自发的改革 　　中国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曾被定位于一场革命。这是从执政党传统的革命史观上来理解的，以标志改革所具有的合法性和伟大意义，同时也表明执政党试图主导这场改革。在既有的改革叙事中，中国改革从酝酿、起步到各个领域的深入和展开，均被视为是执政党英明决策的结果，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问题在于，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究竟是如何开始的呢？在1980年代初期，除了张五常少数几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中国会走上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之路。当时最大胆的设想也仅限于对东欧经济学的介绍和引用，在兰格、布鲁斯、科尔内的著作中寻求改革的思想资源，把南斯拉夫或匈牙利的改革模式当作中国改革的现成样本。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的改革完全突破了东欧的经济学框架和制度框架。一个原本预计50年或100年才能完成的市场化进程，在中国只用了30年。由此带来的疑问是：政府究竟做了什么，才能够引导这样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转型？ 　　科斯和王宁试图证明，中国边缘力量的边缘革命，而不是政府主导的改革，完成了中国的市场化转型。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看法：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存在着一个二元体制，“除了由中国政府引导的改革，当时中国还存在另一条独立的改革渠道。第二种形式的改革是同时由几种草根运动推动的。”最初，来自底层的改革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相反，却受到了政府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多重限制。农村土地承包制、乡镇企业和城市个体户均是在传统政治管制和国营经济的夹缝中艰难成长起来的，而经济特区在其初始阶段也面临着随时被关闭的危险。也就是说，“边缘革命”是在政府掌控之外爆发的。 　　中国改革的二元结构这个事实被长期掩盖了。大部分中国学者认为，改革在初期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他们完全忽略了民间改革，没有认识到第二种改革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虽然官方后来充分肯定农村土地承包制和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意义，然而，在科斯和王宁看来，“官方的描述没有指明中国经济改革中两类不同根源的改革模式”，反而极力把政府主导的改革和民间改革糅二为一，编织成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宏大叙事。 　　政府主导的改革从文革结束之后即开始启动。当时的主要措施是：在农村领域，承诺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格，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增加粮食进口，提高农民粮食消费的数量，鼓励副业的发展，包括社队企业的发展；在工业领域，要求降低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加速对轻工业的投资，减少在生产领域的资本投入，增加住房和其他非生产领域的政府开支，包括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有企业的经营方面，推出“放权让利”政策，赋予地方政府和各类企业更多的自主权，提高它们的积极性。所有这些改革措施，在科斯和王宁看来，虽然有一定的效果，却没有将国企从政府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更不用说对现有体制产生革命性影响。 　　与政府主导的小心翼翼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由民间边缘力量所推动的改革首先在农村领域促成了巨大变化，土地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建立了初步的农村工业化，农民身份开始转换，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城市个体经济由小到大，促进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停滞的国营经济树立了榜样。经济特区的设立和开放，则在更大的范围内引发了中国经济管理模式的创新，从引进资金、人才、观念到引进机制，全面推动了改革开放。 　　显然，边缘力量所推动的改革，对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起到了根本性的影响，带来的是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 　　中国民间主导的改革，是一个不断地从边缘成为主流的过程，是政府主导的改革的源泉。随着草根的创新性力量日渐显着，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派日渐看到了改革的路径和方向。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明边缘力量终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脊梁。来自上层的改革被融入到底层改革所开创的经济活力之中，两种性质不同的改革最终汇合成一个巨大的合力，共同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