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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月刊：文化统合 以《诗经》外交为例

http://www.CRNTT.com   2024-09-01 00:01:14

对于诸侯国，《诗经》以“国”代称或直呼国名，譬如“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大雅·皇矣》）、“南国是式”（《大雅·崧高》）等，分别指代夏商和其他诸侯国；《大雅·绵》中“虞芮质厥成”具体讲到虞国和芮国。《诗经》中的“国风”部分收诗160篇，其中包括：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是十五个封国的民歌，又称“十五国风”。需要说明的是，周王室东迁后权势大衰，无法支配诸侯国，各诸侯国却主权特征鲜明，不仅成为春秋时期国际关系的成员单位，更是国际关系的主体。 　　“方国”，指的是当时的邦国联盟，像《大雅·大明》记载的“厥德不回，以受方国”。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国家起源发展的“古国—方国—帝国”模型，认为方国是更加成熟发达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是在方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国。⑦袁建平进一步将其细分为“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阶段，提出商取代夏之前是方国，灭夏后成为王国；周灭商之前是方国，灭商后就是王国；包括“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都是实力强大的方国。只不过，夏商周是方国联盟构成的王国，直到秦代发展为帝国文明。⑧在王柯看来，《尚书·周书·牧誓》篇为周武王出兵讨伐商纣王时的宣誓文，武王的部队是由“牧誓八国”组成“多民族联军”⑨，其实就是八个方国。大的方国往往是诸多小方国的联盟。此外，像“使不挟四方”（《大雅·大明》）、“四方来贺”（《大雅·下武》）、“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大雅·民劳》）等文本的“四方”、“方”都是方国的概指。 　　《诗经》中描述的四夷方国有：周太王时期的“混夷”（《大雅·绵》）、“串夷”（《大雅·皇矣》），周厉王时期的“蛮方”（《大雅·抑》）等。此外，像《国风》中的《墉风·定之方中》《墉风·载驰》《郑风·清人》等诗反映的是卫文公时期与北方戎狄的关系。当然，《诗经》不可能系统记载当时所有的四夷方国，像鬼方（康王时期）、虎方（昭王时期）、扬越（穆王时期）、条戎、奔戎、申戎（宣王时期）等就没有记载。实际上，从《商颂·玄鸟》描述中可以看出，方国数量在商朝达到高峰，之后随着国家间的战争征伐，如《大雅·皇矣》记载的“以伐崇墉”（周文王征伐商朝友邦崇国）、《大雅·大明》记载的“燮伐大商”（周武王联合诸侯国伐殷商）和西周分封制的发展，华夏文明内部方国数量骤减，跨越外服的周边四夷方国也在不断整合之中。 　　综上所述，从政治行为体的关系结构来看，作为宗主国、代表周王室权力核心的“有周”“时夏”（《颂·时迈》）或“中国”（《大雅·民劳》），与拱卫王室的诸侯国以及周边四夷方国，通过内外服、分封制等制度优势〔“明昭有周，式序在位”（《颂·时迈》）〕和政治文化辐射力〔“我求懿德，肆于时夏”（《颂·时迈》）〕，形成中心国、次中心国、跨境国、周边外围国等不同层级，并全部统合于“天下体系”内，形成一个向心结构的多中心政治共同体。各政治行为体身处“天下体系”，在人文地理与文化心理上具有一定的政治统合度，但由于地理远近、血缘亲疏、文明程度等因素又使其具有高度的政治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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