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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台湾反智社会的民粹主义表达

http://www.CRNTT.com   2022-08-30 00:11:50

但是民意到底为何却很难给予明确的界定。一般认为民意是群体中所有个体意识的集合。不过因为个体意识的复杂性以及在相当大程度上的不可测量性，而且群体意识也并不等同于个体意识的简单加总，因此这种意义上的民意概念其实没有多少分析功能。从实践的维度来看，民意只能是针对特定问题、在特定时间断面上的意见表达。台湾社会大概最能体现出“民意”作用的场合就是选举。每到选举，候选人就会用尽浑身解数争取民众支持，或以情感，或以利益，或以颜值，或以善辩，反正只要是能够取悦民众的方法，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意是某一特定时间点上群体心理与群体情绪的集中表达，政治结果的样貌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群体心理的理性程度。 　　不过令人沮丧的是，群体心理的理性可遇而不可求。本文中的“乌合之众”是借用古斯塔夫·勒庞的概念，没有贬义，只是试图以这个概念对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特征进行客观描述。②从台湾的现状来看，“理性”要求的逻辑分析能力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缺失的。一般来说他们相信的东西主要是两类，一是与他们情感一致的，这种情感可以来自于亲族、邻居或者合作伙伴，其核心在于通过互动与交往形成情感联结；二是别人相信的东西。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自己无法判断时更倾向于相信周围人的观点，尤其是权威的观点。这种情形一般被描述为“从众效应”，或者是“羊群效应”，从心理上说是个人通过从众行为寻求安全感，虽然从客观上说这样做未必安全。“羊群效应”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因而所谓的“群体理性”只能在领导者理性的情境下实现，或者说群体理性不过是领袖理性的外化而已。 　　勒庞认为“群众很容易轻信，对事物过于敏感，常常缺乏远见以及对理性的影响不能做出反应。断言、传染、重复和威信几乎就是说服他们的唯一手段，事实和经验对他们不起什么作用。群众可能相信任何事情，在他们的眼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③对于一般的群体来说，“事实的真相”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相信的真相”是什么。笔者曾与台湾基层民众谈论过有关“二二八”的问题，发现“历史的真实”对这些基层民众来说无关紧要，他们也无意（或者是没有能力）去思考历史的真实到底为何，他们只管相信一种说法，无论说法是谁提出来的，只要这种说法耸动、直观、煽情，能够满足猎奇的心理需求即可。这大概就是绿营以仇恨与对立包装起来的“二二八”论述能够在台湾社会广为接受的原因。对大部分民众而言，当前的时间断面就是历史和生活的全部，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主要取自当前论述，行为选择也大多源于群体影响。这种轻信很难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般性社会群体的本质特征。 　　虽然群体由个体组成，但群体心理与情绪与个体显然有相当大的不同。个体在面对问题时一般会联想到自己的处境，首先想到的是避免麻烦和免除自身可能受到的伤害，无关自己的问题尽量避免负责任，因而在表达观点与情绪时往往会比较温和。但是群体情绪与观念往往就会比较激烈。细究这种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个人可以通过群体观念加强自己的观念，群体观念和情绪可以为个体的行为提供支撑，使原先不愿表达的观点现在可能倾向于表达。其二，在群体行为中，个人的责任是模糊的，甚至在许多时候群体的责任也是模糊的，所谓“法不责众”即是此种情境的写照。因此可以看到个人在群体中的行为会变得比较激烈，核心问题还是在于责任缺失。观察台湾政治者大都比较熟悉这样的场景，即有些事情明显有悖于逻辑，但还是有大量的民意支持，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这种群体心理的典型表征。在群体心理的语境中，个体对特定事件的态度并不一定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很有可能是“事不关己，放言无忌”，反正是“死道友不死贫道”，既然不用负责，表态时自然不会有多少顾忌。由此也可以推断，个体理性不一定导向群体理性，除非个体掌握了群体的领导权，成为话语的引领者，否则极有可能被群体观点压迫，被迫改变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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