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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巴列维国王改革失败的教训

http://www.CRNTT.com   2012-03-24 09:06:34

霍梅尼虽长期流亡国外，但在国内影响极大，始终坚信真主、真理、正义、道德在自己一边，他以“简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为号召，坚持进行反对国王的原教旨主义革命。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为要净化信仰、纯洁道德、在人世间建立完美理想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愈是窳败不堪，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就愈大。对完美社会的追求，是深植于人类的天性之中的。  　　这样，巴列维就不得不面对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要求恢复传统的宗教人士这两方面的反对。曾经支持“白色革命”、现在进一步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民众认为巴列维此时已过于保守、过于强调伊朗传统和特色拒绝政治改革而反对他;力量强大、一直反对“白色革命”的宗教界人士和另一部分民众却认为他的经济、社会政策完全违背了传统、违反了教义而反对他。当面临这两种力量从相反方向的共同反对时，“白色革命”就岌岌可危了。  　　“白色革命”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一直未获解决，问题越积越多，危机越来越深。胡韦达记述说：“伊朗1977年的情景，就像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1978年秋，对国王的反对终于公开爆发，迅速扩大。反对者来自社会各界：“工人、知识分子、市场商人、戴或不戴面纱的妇女，缠着黑色、绿色和白色头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褴褛的穷人。”“对人民的疏远和苛求、工艺技术进步和政治僵化之间的明显矛盾，是不幸的主要根源。它们最终败坏了国王的所有工作，尽管这些工作的本意无疑是好的”。1979年1月中旬，巴列维国王终被推翻，逃往国外，“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霍梅尼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决不能凌驾于宗教之上，任何违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实际上都是违法的。而因争取民主自由而坚决加入反对巴列维行列的“穿西服”的知识分子，此时方深有所悟，其中一些人后来亦不得不逃往国外。  　　当然，也有人事先看出了某些征兆，法国作家维利埃在1976年出版的对巴列维充满赞誉之辞的《巴列维传》一书的最后坦率写道：“伊朗孩子们要学会读和写的三个词，就是：Koda,Shah,Mihane(真主、国王、国家)，说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个词儿甚至就可能给消灭掉了。”不过，他也只说对了一半：他是根据“通则”认为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而没有料到伊朗的“特例”，最终促发的却是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革命!  　　“白色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巴列维始终反对民主宪政，始终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西方的“地域性”制度，而不是一种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普适的制度和价值，因此认为别人对他的种种批评只是他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别人明明是为他好，他却认为是害他。他没有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宪政确会因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对权力的制衡、限制这种精神却是相通的。然而他只想要现代经济制度，却不想要现代政治制度。伊朗人民生活水平确因“白色革命”大大提高，巴列维便据此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能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没有意识到，当温饱得到保障后，人们对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便格外不能容忍。事实说明，只有权力互相制衡、限制的民主宪政才是防止、反对腐败的有效措施和根本制度，而由皇家掌握大权自我监督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帝国民主”其实并无民主，已成笑谈。可惜，直到临死他都未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白色革命”的失败也凸现出了改革不彻底的困境。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弊病丛生，在经过了改革初期的繁荣阶段因而普遍支持改革后，人们对种种弊端的感受必将越来越强烈。因此，是以继续改革来克服种种弊病，还是以此质疑、否定改革而回到旧体制，这是身处改革/社会转型中的人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来源：《书屋》　作者：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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