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质变的主要原因
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质变是由诸多因素长期综合作用形成的。这里以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与统一意愿为例。当前，台湾民众普遍偏向维持现状，不愿统一，倾向独立，特别是国家认同疏离及年轻世代“天然独”，既有客观层面的因素，也有主观层面的原因，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原因，但主要的根源性问题在于近20年来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湾绿营势力刻意运用台湾内部的基于“一边一国”或“一中一台”定位并运作的政治体系、教育体系与舆论体系，不断形塑“仇中”、“恐中”、“反中”、“台独”意识形态的结果。所谓“天然独”实则是“人造独”。
一是“二战”以来国际社会总体上处于长期的和平发展时期，即便国小力弱但安全问题并不明显，于是自由主义广泛盛行，一些地区的民众在内心深处更偏好于追求独立。这种偏好类似癌症肿瘤基因，但未必一定形成癌症肿瘤。种子未必会发芽。
二是1895年台湾被日本殖民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并疏于交流往来，加之两岸当局为了各自的意识形态在教育与宣传方面长期丑化对方，使得两岸民众缺乏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观念。这些因素只是类似“温床”，为“台独”意识的产生提供可能性，但没有必然性。例如在“两蒋”执政时期，海峡两岸制度不同，道路不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交流，甚至炮火相向，但基本上没有国家认同与“台独”意识问题。事实上，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仍然基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定位并运作其政治体系、教育体系与舆论体系，有效地抑制了“台独”意识的发展。
三是台湾绿营政客、政党、当局刻意运用基于“一边一国”或“一中一台”定位并运作的政治体系、教育体系与舆论体系，长期进行“仇中”、“恐中”、“反中”、“台独”意识形态的负面宣导。这使得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随着人口的新陈代谢在长期的量变过程中走向质变，也使得大陆推行合作交流、和平发展的动机与行动一再被污名化，基本上冲销了两岸交流的作用。众所周知，从李登辉当政后期提出“两国论”到陈水扁当政期间台湾当局“去中国化”的种种行为(特别是教育与舆论宣传中的“文化台独”)所影响的台湾青少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了民意调查受访者的重要组成部分。粗略估算，台湾每年出生率约1%、死亡率约0.7%。这意味着自“两国论”推行至今20多年来，每年约增加18万人口偏向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估计新增人口中约80%偏向“两岸两国”或“一中一台”立场）；与此同时，偏向认同“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人口每年约减少13万人（估计死亡人口中约80%偏向“两岸一国”立场）。
四是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在马英九当局“三不政策”（“不统、不独、不武”）的规范下，台湾并没有在教育、舆论等事关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及时的拨乱反正。马英九当局采行的“三不政策”是一个“负面表列”的、只是给社会以自由但未给社会以方向的政策。这一缺乏明确方向性的政策，一方面让台湾人民不知道往哪里走，不知道为何而战，意识形态因此更加混乱；另一方面，在“三不政策”的规范下马英九当局并没有在台湾的教育、舆论等事关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及时的拨乱反正，“国统纲领”冻了就冻了，课纲“去中国化”就去了，中华文化下的社会大众会猜测认为马英九当局默认前朝陈水扁当局的“去中国化”政策，结果国家认同继续疏离，“台独”意识继续泛滥。
五是马英九当局时期两岸合作交流的协商谈判是以两岸对等的身份进行的，而台湾当局及媒体将“九二共识”定义为“一中各表”，并一直特别强调“各表”。在“台独”已成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这会引致台湾民众认为两岸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也就是说客观上会将两岸在合作交流、协商谈判等事务性层面的“对等”，理解为两岸是在国家身份层面上的“对等”。
六是近30年来，在对台湾社会意识形态的引领方面，两岸主要政党的作为明显不同，结果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为绿营政党所引领。事实上，近30年来，在对台湾社会意识形态的引领方面，民进党是长期坚持不懈、积极作为；而自台湾开放“报禁”、“党禁”之后，在反“台独”方面国民党基本上是作壁上观、消极无为；而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忙于领导大陆自身建设与发展，在引领台湾民意方面除了与来大陆投资、发展、旅游、访问的台湾民众进行作用十分有限的交流之外，基本上处于隔岸观火、无所作为的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与统一意愿的走向，主要的内因在于台湾社会的政治体系、教育体系与舆论体系在两岸关系性质上的定位及其运作的影响；两岸交流只是一个外因，需要藉助内因而发生作用。然而，海峡两岸对和平发展的未来方向与目标(是否要统一)至今没有共识；台湾方面还认为两岸经济社会（文化）紧密交流与联系虽然有利于台湾民生经济发展，但不利于台湾政治主体性的维系或“台独”分裂目标的实现。因此，台湾方面不仅对推行有助于两岸交流合作与和平统一的政策措施的意愿不足，甚至根本不愿意，而且还有意无意地通过其内部基于“一边一国”或“一中一台”定位的政治体系、教育体系、舆论体系进行反向操作，结果基本上冲销了两岸交流对于增进台湾民众国家认同与统一意愿的正向作用。
三、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质变对政党竞争力的影响
在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上述质变的背景下，民进党当前在两岸关系性质定位及发展取向上“政治正确”，获得台湾多数民众特别是年轻世代的认同与支持，已经进入“政治正确”的收获期。这就是为什么近几次“大选”中民进党总是寻找机会主打基于“一中一台”定位的“主权牌”或者“统独牌”。
加之，当前台湾广大庶民也只是“经济觉醒”，尚未“政治觉醒”（台湾多数民众尚未认识到，在中国大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当前台湾民生经济搞不好呈现“闷经济”状态的主要的根本性原因在于搞不好两岸关系而边缘化，因而难以有效地全球化运作，岛内外投资人因台湾出口环境、投资环境、发展环境不好而不愿意在岛内投资生产），而年轻世代特别是尚未工作的啃老族在父辈提供的“小确幸”环境中连“经济觉醒”都还没有。那些已经工作的年轻世代虽然已经体会到满意薪资的工作很难找到，但因未曾经历过台湾钱淹脚目的时代而视当前“闷经济”状态为发达经济体之常态，因此也不会去多加反思。
在上述背景下，台湾“大选”中，民进党很容易操作基于“一中一台”定位的“主权牌”及“统独牌”而获得被洗脑的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世代的认同与支持。笔者在2016年台湾“大选”后接受香港中评社采访时曾预言4年后只要台湾民生经济没有大的恶化的情形下，民进党将继续执政台湾，并可能有12年的执政机会。2020年“大选”已验证了笔者的部分预言，“大选”后笔者再次接受香港中评社采访时已再次做此预言。
事实上，台湾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态上述质变是近20多年来逐步量变所形成的，一旦形成，在今后的相当长的时期之内的量变过程中就具有一定的质的稳定性，也是影响台湾选举的一个主要的内因。就2020年台湾“大选”而言，外部因素的影响看起来是蛮大的，但是外因能够起作用，主要是因为有内因的基础，毕竟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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