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咏骏用“critical citizen”来形容现在香港大学院校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他们高知识、高装备，搞出来的东西比普通人更厉害，更好玩”。面对着这些年轻人的政治诉求，洪锦铉指出政府不应该像教训小孩一样对待他们。“不能说你这个语言是民粹的、不理性的，就不愿意认真听。（政府）必须要听，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一种想法，而不是用另一种声音盖过，要求你一定要听我的。就像是父亲如果一直教训孩子，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孩子就会越教训越远”，他建议一定要先把年轻人的情绪静下来，否则是“硬撞墙”。
束沐建议，无论是香港内部的政策制定，还是在香港与内地事务方面，让香港青年有一个制度性的管道来表达诉求和隐忧，“单纯强调倾听的话，有些年轻人可能认为地位不平等，你在上面、我在下面”，年轻人无处表达诉求，才会诉诸激进主张。
检讨教育政策 齐呼吁促进青年向上流动
重新聚焦问题本质，把在座的各位青年学者重新拉回到新的共识框架中。很快，随着围绕香港青年问题属性与香港青年参政的讨论逐渐深入，前两项共识初具雏形。
此时，论坛上半场被热烈讨论的教育问题，再度被摆上了台面。朱岩和李浩然都发现，香港本地教育所培养出的人才结构，面临着与现实就业需求严重不匹配的局面，出现了“有人无工作，有工无人作”的尴尬窘境。李浩然还指出，无论是香港政府还是企业雇主对年轻人继续教育的支持太少，他举例，政府目前提供了每人一万元的进修补贴，开放给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申请，但一方面，他认为政府目前投入太少，完全可以加大金额，“让一部分工作的人去学院进修、学习新的技能，其实这些钱不浪费的，也很有效果”；另一方面，他认为年轻雇员目前压力太大，每天晚上九十点才下班，根本没有提升视野的空间，所以雇主也有责任鼓励年轻职员参加继续教育。
香港年轻人的压力，引发了在座学者的共鸣。邓咏骏指出，不像上一代人还有投资、股票等资产，年轻人的收入都来自于劳动，“他们永远是分配最少的一群，怎么给他们合理的待遇，是需要思考的”，他还表示，香港面对的这个困难很快就是整个中国面对的困难。陈志豪也发现，香港年轻人逐渐卷入了“资本赌博”的漩涡之中，“以我自己为例，如果我不买房子，我看着周围房价在涨，我的现金购买力也越来越低，如果去买股票投资，我又要面对风险”，他认为，现在整个香港社会都受到资本压迫，“你投资有风险，你不投资就会亏本，所有人都去参与资本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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