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还没有改革开放之前，香港出口到欧洲及美洲市场的产品占总出口额的40％，过去香港制造业发展良好，就业人口就达到100万人。现在，内地占香港出口的50％，特别是出口和转口，而欧美现在只各占到5％左右。所以，目前贸易关系已经改变，随着中国内地转口贸易不断发展，香港的份额虽然减少，但还是维持着相当高的水准。
面对这样的市场调整，香港有能力去应付。新加坡和香港的情况不一样，香港不需要向他们学习，双方的危机感和挑战都是不同的。
中评社：7月1日之后，您认为香港在哪些领域需要加强？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您如何看待这两项重大决策？
刘佩琼：香港政治的架构很难有所突破，因此我认为要加强香港与内地更为直接的交流合作，要让香港民间真正认识到国家的发展情况。过去，我也提了一些意见，在管治香港方面我认为国家做的不够。
为什么这么说？香港回归是政权的转变，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够体现国家对香港管治。我也曾经提出意见，大英帝国殖民时期，英国有许多大学研究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高层次学科、机构，比如伦敦大学的亚洲非洲学院（SOAS）。但目前内地有许多研究人员，对香港的认识不足，驻港人员来香港几年就回去，根本对香港所知甚少，瞭解的也不全面。与当年英国官员多研究中国或香港出身，来港后积极学习广东话，甚至客家话、福建话，相去甚远。
我认为国家视香港不应该为统战对象，香港人也是国家的公民，应该要赋予香港人公民的权力和义务，比如到内地参军、参政等等。也可以让香港本地的优秀科研人才，参与到国家的尖端科研专案中去。
第二，要在香港本地培养治港人才，没有一些本地的人才从政，无法令本地选民信服。如果只将香港视为统战对象，特别是大资本家，这是错的。国家不缺钱，缺的是香港本地的人才。在香港，每个选民都只有一票，应该要做好选民的工作，争取最多的人，而不是某几位名人，拿到最多选民手中的一票才是目标。
我们一定要从过去的旧思维中跳出来，到更高层次去探讨研究香港的管治问题。
|
